1930年的上海。（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每年過年都會聽到「恭喜發財」的老調，在距今半個世紀之前，那時上海還未易幟，過舊曆年時這句老話就如同順口溜，碰到親朋不約而同脫口而出。中共建政後什麼都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土改時的貧下中農，氣勢何等逼人；地主富農則性命難保，幸能存活者終身勞苦，還累及子女，所以在窮富顛倒許多情形下，當時還有誰敢說「恭喜發財」呢？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產黨早來二十年，我也可以當上共青團團員，但四九年時我已當上了老闆，雖比地富好些，還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頭銜，似可苟安一時；可是我的感覺已經大不相同了。
共產黨來了，什麼事都要重新開始，語言、文詞也得從頭學起。那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大喇叭裡傳來的惡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隨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銳的歌聲，馬路上人頭擁擠，大家在等著看前一夜的突襲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誰。
「來了來了……」大客車上滿載著反綁的人，一輛一輛地開過去，整整一夜，也不知抓了多少人？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後一批了。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清一清」罷；至於「算一算」，也不知找誰算？怎麼個演算法？當時我的政治智商等於零，我想我只是一個小本經營的小商人，從來不過問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產黨的新政權下當個順民，安安分分做自己的買賣。之前抗日勝利，我從重慶到上海，聽到沒有離開的同業們說，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下照樣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產黨是中國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對他們，這「算一算」總不會算到我頭上來吧。
國民政府退至臺灣，在大陸留下很多物資。美國各牌汽車多需要修理，我們做的剛巧是汽車材料生意，開始同三野（第三野戰軍）交易。此時我們心裡總是戰戰兢兢，不敢多賺他們的錢，老老實實只求過太平日子。共產黨警告幹部說上海是個大染缸，要當心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腐蝕。現在我們正和他們接觸，萬一哪位幹部出了什麼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們也特別提高警覺接待這些客戶，絕不請客送禮。到他們辦事處去連繫工作時，看到幹部們生活非常簡樸。雖然住在國民黨高官留下的高級公寓，使用的傢俱竟是長板凳和像課桌一樣的三屜寫字臺。他們赤腳困地板，怎不令人肅然起敬？由於他們繳獲的美國汽車都要修理，我們的生意也做得火紅，這光景持續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運動為止。三反是針對共產黨的幹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可說是五反的前奏。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幹部在外採購，有否接受資本家的接待、送禮，或者拿過回扣，這筆賬往後在五反時是要和資本家算的。每個單位都搞得轟轟烈烈，這就難為了奉派在外的幹部們了，因為他們就是三反的主要對象。在群眾激烈的鬥爭中，怎麼也說不清，聲稱沒有受賄就是抵賴，今天不交代還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還有黑夜要熬。這樣子搞，沒有的也只好說有；有了還不夠，還要加碼，否則休想過關。這種硬逼出來的口供，就被當作日後五反時對商家老闆清算行賄罪的鐵證。
三反的浪潮將過，五反正待開場。此時和我店裡交易過的單位，已迫不及待派幹部從各地來上海，拿出他們從三反中掌握的「鐵證」，陸續上門找我們算賬。我們店裡的三個老闆都成了他們的靶子，每天一早，店裡的電話響不斷，都是「快叫店負責人來我處交代問題」的，我們三個人只好分頭準時趕去受審。
我們交代行賄多少錢，還得與他們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這可難了，只好硬著頭皮聽鬥吧。這段時間店裡還會有電話來找，職工回話說：「老闆都出去交代問題了。」但對方不饒，一定要問清楚所去單位的電話號碼，然後去電連繫，所以我們去了一個單位，罪還沒有受夠，不停地有電話來叫……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從早到夜，馬不停蹄地奔走於過去的各客戶之間。試問我們的口供，怎麼可能和對方核實？對方是私設公堂的法官，我們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潰。
我們就這樣在私設公堂中受審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電話前去受罪，有一天我們等到上午十時多，一通電話也沒來，心想今天怎麼會如此太平？突然一幫子人出現在店裡，為首者自稱是五反工作隊隊長，今天是到店中檢查。他講過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後，接下來就要我們三個老闆去交代問題，於是我們就被押走了。
工作隊來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們隨後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樓，這是一家三開間門面的店舖，他們把我們三人隔離，各踞一間，陽臺的落地門都用粗鉛絲綁緊，每房有四位幹部同住，日夜監視，上衛生間時也跟著，以防我們自殺。
這種青天霹靂般的折磨，誰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這股大浪即將臨頭，但又絕對不願暴露個人隱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從這運動開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顧不暇，根本沒心思去打聽，但我親眼目睹的，就有與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的兩位老闆。我的店也有該行的投資，他們深夜留在店裡，以山奈（氰化鉀）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殺，二人當時立即致命，看來極其痛苦，瀕死時的掙扎，連緊扣在腳上的皮鞋也踢落到牆角。
當時剛好有兩具棺木由棺木店僱人抬到殯儀館，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們自殺的店門前。自殺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還到我家來過，我聽他講話很消極，還勸過他：「我們只有逆來順受，至多把我們的財產全部交出，看來還不致會殺頭……」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對他竟難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
五反是專門對付工商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我們在被關之前，也曾討論過該如何應付？當年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當然走坦白之路，對五反自問：第一、我們對來店的幹部，一貫戰戰兢兢，連一枝煙也不敢敬他們，怎敢向他們行賄？第二、我店經銷都有發票可查，平時稅務局管得極嚴，從未有偷稅漏稅的前科，我們的賬目非常清楚，可向稅務局專管同志去瞭解。第三、怎樣算盜竊國家資財？我的店從未盜賣過國家一草一木，如果說有賺錢沒虧本就是盜竊的話，我們把盈利全部捐出來好了。第四、反偷工減料，我的店從未製造或修理東西，只是販賣而已，也從沒以次級品充好貨給買主。第五、至於經濟情報，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這些是我們真實的想法，五反工作隊怎麼搞，我們就照這樣去坦白，還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隊長到我房間，先問我：「你是常州人嗎？」又說：「我們常州有句俗話，『人怕出名豬怕壯』，你知道嗎？」我說：「知道知道。」然後他又不嫌煩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後總結說：「你的店五毒俱全，徹底坦白還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講得義正辭嚴，威儀嚇人。但我想到舊社會黑道擄人勒贖，苦主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籌款贖人，聽到綁票案的人都會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想不到這句話竟會用到我身上來了。
什麼五反？只不過是向工商戶伸手要錢，否則叫我們好看罷了！我心裡已作好準備，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給他們，所以我日夜思考過關。
幾天來工作隊看我交代比較具體，就開始對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違法的事情。我們經營的貨物，都是從國外來的，進貨款都要外匯。廣州地下錢莊專門與進口商套外匯，我們匯人民幣給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匯，然後辦貨內運，這原是習慣做法，因當年共產黨亟需美國的汽車材料，現在車修得差不多了，又反過來算這筆外匯賬。可是廣州那家錢莊的所有客戶往來賬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隊手裡，他們用這一點威脅我說：「就憑你私套外匯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給你一個從寬處理的大好機會。老實對你說，我們已具體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時我只好說：「一定坦白。」他們說什麼，我全認，行賄、偷稅、漏稅都按他們掌握的材料辦；至於盜竊國家資料，我正在和他們討價還價，我說至多不過二、三萬元，話還沒說完，就馬上遭到斥責。我想再加些吧，如果總數在十萬元之內，還可以勉強應付，若要再加碼，那就不堪設想了。
我陸續往上加，但堅持不超出十萬元。隊長冒火了，指責說：「說了半天還是雞毛蒜皮，差得太遠太遠……」隊長所以如此說，自是按五反對我店的要求而來，同時也聽了店中職工的檢舉揭發。當時老闆既無解雇職工之權，職工對老闆的態度也大大的改變。但工會指示什麼，他們就去做什麼，比過去對老闆還巴結。這次他們奉命對老闆檢舉揭發，各人都有一套本賬。誰對老闆財產檢舉得少，誰在五反運動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儘管胡說亂道。因此我所堅持的十萬元之內，與他們所說的數字比較起來竟是雞毛蒜皮。既然如此，我們總歸是完了！共產黨就是這樣來搜刮工商界嗎？我越想越不對頭，堅持了幾天，謾罵、威嚇、疲勞、審問，終於使我垮了下來，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罷！
我被逼得無路可走，這時說老實話，根本已行不通；出於過關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氣，自動加碼十萬，不行就再加二十萬，這樣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萬，隊長才認可了，卻要我說明這一百六十萬的來龍去脈，我只好再來一個彌天撒謊，胡編亂湊，好不容易才寫出來了。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裡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即使把三個老闆的私產都加進去，也還差得遠，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工作隊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們三人獲釋，另外二人還不知道怎突然會被釋放？我說：「這筆大生意，隊長和你們都談不成，逼到我頭上來了。我們誰也受不了這樣無限期地關在這裡日夜批鬥，只有求釋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說以迎合他們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們一聽一百六十萬的數目時，驚叫說：「這怎麼了得！」我說：「眼前我們過關保命要緊，也只好作繭自縛，總比關在這兒挨鬥、等死強些。」於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關了三週之後，已被鬥得七顛八倒，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隊長率些幹部找上店裡開職工大會。開會前隊長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來，另兩位站著被鬥。原來因為我算是坦白過的，故而有此區別對待。此會主要宣布本店老闆已經「徹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降為第三檔「半守半違法戶」，作為從寬處理。（如果是第一檔，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後隊長和我談話，就換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態度，要我留在工作隊參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現身說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瞭解工作隊的情況。
工作隊人員是由機關部隊的幹部湊成，副隊長是當地公安局派來的。五反開始是先搞典型戶，來我店共有五十位幹部，由隊長帶頭，搞好我店之後，這五十位幹部都當上了隊長。我參加了上海市十六萬工商戶的全面五反，分別在幾處開大會說明五反政策，並上臺現身說法。主要是講「五反的坦白從寬，已在我店落實；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樣從寬處理……」一時間我這個謊話連天的人，竟成為面臨五反難關的工商戶羨慕的對象，屢屢上了報。
在我店近鄰有一家商行，專營進出口軸承，也是三個老闆，他們被隔離交代，最後只有其中一位寫了坦白書，我看到那個人情緒特別低落，當他們交代可以通過的那天，我趁監視他的人不在的片刻，進去對他說：「你們的問題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沒想到在我離開他約二小時以後，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幹部一時鬆懈，竟由二樓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嗚呼。
其實當時政策上並沒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時還留著我們這些人「生蛋」。
可是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凶殘的鬥爭，所以在運動中寧可走上絕路。當時報紙重點報導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頭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去的都是腐壞的食品，這是奸商圖利陷害志願軍的滔天大罪，言之鑿鑿，聞者髮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頭享譽國際，老闆怎會把壞食品裝罐頭去自毀長城？而且廠裡有工會，工人監督生產，怎麼會出這傷害志願軍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項重罪，要他自動自覺把錢拿出來。
此時五反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闆們，所聞、所見、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膽戰心驚。想想與其蒙莫須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鬥得痛苦，所以跳樓、服毒、上吊成了常見之事，但報紙對此隻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資本家們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聞常傳聞又有人自殺的消息，人們聽了也習以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園，原是幾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裡吃過飯。老闆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氣，平日克勤克儉，孜孜於自己手創的企業。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放棄上海的生意，跟隨政府內遷，當年到過重慶、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園如遇故人。這位先生也是一位愛國而有骨氣的人，五反運動逼上門來，他竟從該店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該處是鬧市，過往的人也多，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隨著時日的遷移，五反全勝收兵，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的資本家們，又回到了自己的廠店。經過這次教訓，我們發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孫子王八蛋！」打算消極地對付未來的歲月。可是當時百廢待舉，還亟需進口物資，尤其是美封鎖禁運的東西（美國汽車材料當然在內）。此時五反對我店的處理通知也來了，計行賄罰款……億元、補稅及罰款……億元、盜竊國家資財……億元、總計是廿八億元，（幣制未改前的「億」，即改革後的「萬」，廿八億即廿八萬）。並說明這是經過核實後的「寬大處理」。我們嚇呆了，這個天文數字壓下來，教人怎麼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幹了，債多不愁，聽便罷！
單就上海市來說，五反退補也是當局的一筆巨額收入，必須慎重處理，於是把其中大戶揀出七十四戶，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禮堂召開七十四戶大會。我們接到奉召彷如驚弓之鳥，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報到，由潘漢年副市長主講。想不到對我們這批「待罪之身」態度非常和藹，講完充滿人情。他溫文爾雅，不失書生本色，尤其表現出很體貼資本家經過五反之後內心的創痛。我還記得他當場吟出「馬後桃花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詩句，對我們撫慰有加，鼓勵大家重振精神去經營事業，政府一定會多方照顧。
他盡量避免說五反退補的話，著實為大家打氣。所以我們在日後一段時期中，能買到出口商手中的外匯，用來購進急需的美國汽車材料。為了繳付巨額的五反退補，我們不得不從消極，當上自己發誓的「孫子王八蛋」。稅務員每天來店坐索，有錢就拿走，這樣持續了二年多之後，好不容易把這筆巨債還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來我店購貨的幹部，至今從來也沒見過，大概都因三反中有問題被調離了原單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買過十萬元貨物的幹部（一位年輕的解放軍，是道地的北方人），來滬順便來我店看看，他說早已不搞採購了。我還記得他說過的話：「他媽的！三反時冤枉我拿了你店一萬元回扣，我被鬥得死去活來。被逼承認後才得過關，不但自己當上了貪污犯，也連累你們犯了行賄罪……。」沒錯，在我們五反行賄罰款當中，確有這一萬元在內，但事已如此又有什麼好說的！五反運動已成了歷史。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道路，運動不斷，死了幾千萬人，搞得民窮財盡，下一代卻都來個突變，讓自己的子弟們先富起來。於是原來的首長們搖身一變，當上了……公司的董事長、總監什麼的，他們當官幾十年，從來不懂得商情，假公濟私倒是天生內行。這樣上行下效，各地都又「恭喜發財」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