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死的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2年7月27日訊】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內，提起文革中被打死的教師，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多少人明白，卞仲耘的真實身份不是教師，而是中共基層組織的主要官員。網上可查見，卞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眾所周知，中共學校的書記，專職掌控教師的思想，真正說一不二的校園皇帝。事實上卞仲耘也從未有過在三尺講臺旁給學生傳道授業、講課指導的經歷。同時早已被蔽屏的是，1957年在卞書記領導下的北師大女附中，究竟有多少教師曾被打成右派，遭受無情迫害？
長期以來，有人將卞仲耘當成受迫害教師，這是公然指鹿為馬、罔顧事實，目的在於淡化她作為中共基層官員的身份，最大限度博取同情。文革中，災難深重的教師分三類。一類是專業學養超出一般教師以上，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一類是因捕風捉影的「歷史問題」或「右派」分子；還有一類是因平素沒「靠攏組織」，私下言論不小心的「現行問題」。這些教師被統稱為「牛鬼蛇神」，即便那些小心翼翼、未被歸為「牛鬼蛇神」的教師，起碼也屬「臭老九」。卞仲耘作為早年加入中共的基層官員，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可能有「現行問題」，更談不上「反動權威」，就連「臭老九」這一賤稱，也與卞毫不沾邊。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不是將卞仲耘當作教師中的「牛鬼蛇神」揪出來，而是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揪出來，性質與劉少奇雷同。
在那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師們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噓不已。全國範圍內，教師被紅衛兵任意批鬥、毒打的事件，被被廣泛稱為「革命行動」。現已漸入老年，口稱「青春無悔」的「老三屆」，全都是這一罪惡歷史的當事人與見證人。他們之中親手毆打教師的凶手，也絕非少數。文革後整個社會對教師產生廣泛同情，但對於文革中受衝擊的各級官員，雖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種同情恐怕是極有限的。僅管現今中小學教師藉助家教、補課、興趣班等花樣，大肆尋租撈錢；大學教師照本宣科、弄虛造假、騙取「課題經費」，已是公開秘密，但文革結束之初，整個社會對教師的同情，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為了卞仲耘的名譽恢復，需要淡化她作為「中共基層領導」的真實身份，並替她添上虛幻的教師身份，作為爭取社會同情的籌碼。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公開廣播後的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領導的班子如同北大黨委一樣，成了女附中紅衛兵的「革命對象」，卞仲耘開始遭洶湧的大字報圍攻、批判與漫罵。6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全國大、中、小學校停課鬧革命。由此運動繼續被引向瘋狂，紅色恐怖火速升級。這使原本在北師大女附中呼風喚雨、高高在上的卞仲耘，不僅失去自由，也開始遭受紅衛兵喪心病狂的「武鬥」。十幾歲的少女平時也許弱不經風，一旦被「發動」起來，穿起軍裝戴著紅袖章，擼起袖管手揮棍棒，殺氣騰騰地宣稱要「誓死捍衛毛主席」，那架勢令人不寒而慄。教師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不僅被戴著高帽子遊街、下跪，或「坐噴氣式」，被打翻在地後紅衛兵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這是什麼樣的「一隻腳」？這是穿著厚皮軍靴的「腳」，這種厚皮軍靴也只有曾參與打天下的高幹家庭才會有。這個穿著厚皮軍靴的「腳」，往往是踏著受害人的頭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別以為我是在信口開河，當年真實的慘狀，我無法完整表達。
卞仲耘死於這一年的8月5日，死於紅色恐怖的罪惡，死於太子黨們喪心病狂、令人髮指的暴行，這一點早已無疑問。8月5日又是一個重要日子，毛澤東在這一天公開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由此宣告劉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數萬紅衛兵，打死卞的主要凶手被推舉為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對打死卞的凶手給予了鼓舞：「要武嘛！」。凡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無人不知這一史實。從此凶手更名為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也改校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文革結束後，卞仲耘的不幸獲得人們的同情。2009年，卞的銅像在北師大實驗中學（原女附中）的實驗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凶手則以「太子黨」與留美博士的雙重身份回國，在卞的銅像面前惺惺作態地默哀、憑弔，並向卞的家屬作了輕描淡寫的道歉。一切如同演雙簧，配合又如此默契。獨立製片人胡傑在記錄片《我雖死去》中，也把卞當成優秀教師，為之鳴冤叫屈並加以頌揚與懷念，大量關於卞受害的文字與圖片在海內外廣泛傳播。然而有多少人在意，文革中那些受到最血腥殘害的真正教師？他們活著的時候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屈死的陰魂，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而作為中共控制教師思想的基層官員卞仲耘，卻成了全體受迫害教師的代表。
北京101中僅8月17日一天之內，就有十多名教師被活活打死，網上只見美術教師陳葆昆的姓名。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出現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這五所中學一天之內就有九名教師被活活打死。8．18後紅衛兵暴力升級，教師被打死人數與自殺人數迅速增加。8月23日起，紅色恐怖向全國漫延。8月24日，公安部長謝富治通知部下：「如果你們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的回答是：「好人打死壞人，是活該；好人打死好人，是誤會；打死了就算了，我們根本不用管」。果然，僅8月24日一天內，北京被打死的人數就達數百人。8月下旬起，北京所有被打死的教師不再標姓名，直接拉火葬場。短短一個「紅八月」內，僅北京市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無辜者達1772人，其中教師佔絕大多數。至今只要談起教師在文革中的悲慘境遇，人們首先想到的竟是中共基層官員、總支書記卞仲耘。如此黑白顛倒，對無數受盡迫害與摧殘的教師而言，公理何在？
知道慘絕人寰的那一幕嗎？1966年8月某日的西單大街上，一名中學教師被一群紅衛兵押著游鬥。紅衛兵手上帶鋼扣的大皮帶不斷抽打在他的頭上、臉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望之下，這名早已傷痕纍纍、額頭淌著鮮血的教師，忽見對面有汽車急駛而來，猛地奮力朝著汽車衝撞，當即慘死於車輪之下，場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北京某中學的老校工，被懷疑有「歷史問題」（因「歷史問題」而不許教書），被紅衛兵抓起來毒打，勒令交待「反動罪行」。這是1966年的冬天，氣溫約零下20度。被捆綁在操場旗桿的這位老校工，遭受的是怎樣一種法西斯酷刑呢？紅衛兵先將一桶燒到沸點的開水，從他的頭頂澆灌而下，緊接著又是一桶近於冰點的冷水澆下去，再接著又是一桶開水……如此喪心病狂、慘絕人寰的殘害，被捆綁的老校工，頭上臉上早已皮骨分離……
上述許多人們根本不知情的無數受害教師，果然是「死了也就算了」。半個多世記過去，人們早就忘了受害教師曾經作為一個生命而存在的事實。網際網路上找不到他們的姓名，但他們每人都有一段慘不忍睹的經歷。他們與卞仲耘不同，因為他們在強權的鐵蹄下，屬於被唾棄的異類，屬於任人宰割的牲畜。他們的生命如同螻蟻一樣微不足道，沒人想到為他們建造紀念銅像，更不可能有人道歉。當初迫害、凌辱、毒打他們的凶手，也許早成為呼風喚雨的CCP各級領導，或是腰纏萬貫、二奶簇擁的官員，或是留洋博士、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大批受害教師的苦難早已被遺忘，然而曾經是中共基層組織的主要官員、掌控教師思想的書記卞仲耘，卻代表全體受害的教師群體，受到人們在網際網路上、在電子媒體上的廣泛悼念。如此厚著臉皮沽名釣譽（主要推手是卞的丈夫），正是麥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記指出的「道德錯亂」（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著對無恥與不道德的公然認可。
不要用卞仲耘遭受太子黨迫害的經歷，去掩蓋卞在學校曾享有絕對統治地位的事實。卞仲耘的實際身份不是教師，而是控制教師思想動向的CCP基層官員。卞仲耘沒有資格代表教師。打死卞仲耘的凶手們，其父輩屬「共產先鋒組織」的重要成員，被打死的卞仲耘，也是「共產先鋒組織」的一員，屬同一陣營。卞仲耘之死，只能歸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同樣因受迫害而死，除推出「四人幫」替罪外，也無法追究毛澤東的法律責任一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劉少奇在對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絕不手軟。
卞仲耘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