罌粟花。毒品救活了共產黨。（圖片來源：Pixabay）
編按：鴉片，是從罌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製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葯、土葯、煙土、大煙等。晚清時期，英國人靠著販賣鴉片賺取大量暴利，殘害國人健康，至今思之，總令人痛心疾首。然而，根據一位中共老幹部的親口證實，我們發現當年抗戰時期，共產黨也秘密幹著同樣的勾當……
筆者最近接觸到一位中共延安時代的老幹部，談起改革開放後「陝甘寧邊區」的經濟落伍，他便耿耿於懷。談到陝西地區毒禍猖獗的問題，這位老幹部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陝西地區的煙毒氾濫，正是當年共產黨盤踞陝北時種下的禍根。
陳雲手令山西八路軍販毒
這位陝北老幹部是當年劉志丹的部下。中央紅軍到陝北後，陝北紅軍便成了「後娘養的」。用他的話說，陝北人就是不如湖南佬和江西佬吃得開。
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後，這位老幹部被派到山西參與掌管一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一九四一年該根據地因為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應得非常痛快，沒幾天便派一支部隊護送一批毛驢和騾子馱運物資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驗貨時才發現，除了幾百件延安生產的土布軍裝，還有幾百斤大煙土。押運人員還帶去了陳雲的親筆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這批煙土向當地國民黨軍隊或日偽占領區換取必需的軍事物資和生活物資。
王震領導三五九旅生產大煙
這位老幹部講到此處，問筆者是否會唱那首著名的《南泥灣》，然後又憤憤地說：「什麼『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說到處是大煙還差不多！」
原來，這位老幹部當時因為對販賣大煙想不通，便被抽調回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根據邊學習、邊生產的原則，受訓期間前往南泥灣，與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一同開荒種地。糧食確實種了一些，但好一點的地都被用來種了鴉片。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占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占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分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分賣到民間，部分直接到賣給國民黨軍隊。
張思德死於燒大煙的窯洞
在中國大陸，年齡稍長者都知道毛澤東的那篇《為人民服務》，其中描述的那位「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事實上並不像《毛澤東選集》中註釋的那樣，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而是被派到當地一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製大煙時，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的。
因為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所以必須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幹。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
販賣大煙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麼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邊區根據地統一將大煙稱為「土特產」。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一律稱之為「特品」或「特種物資」。
販賣大煙養活共產黨
這位老幹部給筆者看了一篇幾年前在大陸雜誌公開發表的文章，其中詳細介紹了中共當年的陝甘寧邊區如何靠經營「土特產」救活了首己。
文中記述，從一九四○年冬開始，國民黨政府停止給八路軍發軍餉，用毛澤東的話說：「蔣委員長不給我們開飯了。」再加上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封鎖禁運，整個陝甘寧邊區窮到沒有飯吃、沒有衣穿的地步。毛澤東情急之下，將南漢宸（中共建政後首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委為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長兼邊區參議會秘書長。
南氏「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糾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組織徵糧工作團下鄉。第二把火是趁日偽軍控制山西及蘇北的池鹽產地之際，集中收購陝甘寧地區池鹽產地的民間產鹽，同時組織部隊打鹽，然後將鹽價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國民黨部隊不同意這一價格，南民便下令不准外運，直到國民黨部隊的庫存告罄，邊區政府自然發了一筆鹽財。
第三把火便是由邊區政府統一進行所謂「土特產經營」。
<「革命」便要不擇手段>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說明所謂「經營土特產」就是販賣大煙的勾當，但字裡行間還是可以讓讀者瞭解所謂「經營土特產」絕對是見不得人的勾當。
文中描寫道：邊區政府裡一直有人反對經營土特產這種生意，有幾位老同志還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歷數經營土特產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領導，包括司令員高崗在內，都是一個意見：「寧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
為此，毛澤東又召見南漢宸，囑咐南氏：「我們要向人民說清楚，向全體幹部說清楚，使大家都瞭解，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抗日和革命。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犧牲一切。」
文章接著寫道：有了毛澤東的支持，南漢宸便依靠經營土特產籌措到錢財，用這些土特產從國民黨地區交換過來革命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販賣土特產的收入要占到邊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個別時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共產黨歷史無比醜惡
南漢宸因為親自組織賣大煙「功」不可沒，得到毛澤東的特別器重。一次毛夫人江青見到南漢宸夫人王友蘭，拍著她的肩膀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江青說著豎起了大拇指。
中共建政以後，毛澤東仍然念念不忘南漢宸的「救黨之功」，封了他一個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職。
前述那位老幹部還告訴筆者，他本人沒有參加過長征。他在抗大受訓時仍然表現出對共產黨作販毒生意的無法理解，一些參加過長征的幹部笑他「少見多怪」。那些長征幹部誇口說：「當年如果我們手裡沒有大煙土，早就餓死困死在長征路上了。」
原來，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煙土當現金使用，隨時用煙土與所經之地的老百姓或國民黨地方軍隊交換生活物資或槍炮彈藥，可見說共產黨當年是靠販賣大煙養活自己並發展壯大，一點也不誇張。
紅軍南泥灣種賣鴉片記實
種鴉片的事謝覺哉的日記裡有。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對它有徹底的揭露。專門的研究文章可看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其實鴉片交易更早前就開始了，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講過「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