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11月中在美國舊金山出席APEC峰會。(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上次談到,習近平就算利用APEC會議這個機會高調進行訪美活動,但也不見得可以帶來什麼實質的改變。
在這次中美兩國領導人高峰會議舉行之前,美國總統拜登、國務卿布林肯及其他官員放出的言論,已經說明了美國對這次雙方會面抱存的期望與意圖。簡而言之,美國其實期望不高,只是重複說要加強高層溝通及重建軍方的通話,以防止政治及軍事上可能出現的誤判。
至於說到其他的合作空間,包括氣候問題,貿易問題,其實都已經是長期放在中美雙方官員接觸的議程當中,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至於俄烏戰爭問題或中東問題,美國當然要尋求中國的配合,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國繼續與那些流氓政權沆瀣一氣,破壞美國及西方社會強調的「以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從過去的情況來看,在這方面與其說是與中共討論,倒不如說是要當面向中共領導人提出警告,因為在美國及西方的角度看來,近年中共已經被視為這些國際秩序的潛在破壞者。
另一方面,當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不斷變壞,多年來因為體制失衡造成的種種問題逐一爆破的情況下,習近平似乎更有需要透過這次訪問復修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在習近平登上飛機飛往美國之前,中共控制的喉舌媒體突然大大收斂,暫停了長篇累贅地發放反美言論,還說了一大堆對中美關係善頌善禱的文宣。這似說明中共比美國有較急切的期待,要趁這個機會改善對美關係。
但中美雙方領導人見面之後,沒有發表聯合公布,沒有簽署什麼文件,沒有聯合記者會。拜登總統事後還說仍然視習近平為獨裁者。這一切都足以說明,中共這一次訪美顯然並不成功。
中共長期都開盡其宣傳工具及喉舌,挑動國民的仇外意識,鼓吹一種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煽動國民的反西方,特別是反美的情緒。在國內的媒體完全被控制的情況下,中共當然可以即時變調而毫不尷尬。但國與國之間關係,除了實利的考慮之外,也不能忽略長期關係發展的脈絡,及因而形成的現實處境與效果。
從中國歷史來看,當年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後,如果沒有美國的制止,滿清王朝領導下搖搖欲墜的中國可能已經被列強瓜分了。滿清自己作為引起聯軍入京的罪魁禍首,事後對列強作出的賠償,只有美國把賠款用於中國的重建及發展,在北京興辦了清華大學,又資助了例如營辦南京金陵大學的教會,又把賠款用於在中國建立為平民治病的醫院。
到第二次大戰的時候,美國先後派出了多位將領及軍事顧問來到中國,協助國民黨領導下的抗日戰爭。陳納德將軍除了協助訓練國民黨的軍隊之外,領導的飛虎隊還直接參與抗鬥。美國政府當年派駐在中國,協助中緬戰區的指揮官史迪威將軍,對中共的態度溫和,還要求蔣介石與中共分享美國提供的資金及武器。
二次大戰之後,國共之間發生內戰,來華調停的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奉杜魯門總統之命來協助調停國共,過程中也曾經竭力意圖說服國共雙方與其他政黨召開國民會議,希望幫助中國實現和平及統一,停止各派之間的敵對活動。這項調停任務雖然沒有成功,但馬歇爾也沒有偏幫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甚至可以說,因為馬歇爾對國民黨失望,令美國政府降低了對國民黨的支持,間接有利於中共最終戰勝國民黨,奪取了中華江山。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開始掀動持續幾十年的反美浪潮,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意識形態。中共的專政及獨裁體制,與美國主流的民主觀念南轅北轍。那種近乎盲目的反美,也因為中共長期受蘇聯影響,戰後要站在冷戰的鐵幕一方。
到頭來,中共走出文革,要重新投入國際社會,還是從美國總統尼克遜的突破性訪華開始。與美國正式建交,中共代表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取代了台灣的代表席位;到再後來推動改革開放,都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及資金。中共重新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後來又長期獲得美國的最優惠國待遇,到再後來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也是全部都離不開美國的支持。
如果對上面談到由晚清到中共建政的那一段超過半世紀的中美互動歷史有些基本的理解,留意一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中美關係轉變,很難不承認中共的所謂反美,實際上十分野蠻,也沒有說得過去的合理原因。
如果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共近十年又再不斷鼓足蠻勁,不斷加強反美宣傳,更可以說是恩將仇報。其意圖顯然是要透過與美國爭逐世界政治盟主地位,以滿足那種其自己挑動出來的盲目民族主義情緒,從而鞏固中共獨裁政權。這樣的動機,其實也是相當卑劣,也越來越昭然若揭。
現在中共政權面對國內的經濟困境,也面對掩飾不了管治風險,外交環境也急速惡化,因而這一次希望利用習近平訪美來尋求突破。但中共自己親手造成的困境並沒有因為這次訪美之行得到改善。美國總統拜登當然也強調不尋求與中國脫鈎,但對於這一次所謂習拜會,他及他的幕僚沒有說過希望這次會面可以改善雙方過去幾年鬧得越來越僵的關係,只不斷強調所謂不介意競爭,但要防止誤判。其潛台詞是表示:在現在的國際關係格局下,美國對中美關係已經再沒有更高的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