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8日上午10时许，湖北省监利县某村的村干部一行三人出现在K市H湖边的一个垃圾村。他们是来找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的。村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能说得来就说两句，口袋里有钱就给两个，关系好的不谈钱的事，就请他吃个饭”。
某村共有518户，2384人。村里从1991年开始有人离村外出打工，所谓打工也就是捡垃圾。现在全村共有128户、740多人离村。他们多集中在长沙、福州、南宁、海口等省会城市。村干部说，1996年以来，村民欠交承包款一百多万元。各村的承包款名目都不一样。在某村承包款中有公粮款、水费，这是国家要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另有乡村提留、优抚款、民办教师工资等。这些款项按村民的土地承包数和人头分别收取，今年收取的标准是：按土地收每亩60元，然后再按人收每人130元，该村人均有地按1.40亩计，每亩地达230元。据说今年是国家给农民减了负，1998年每亩地的收费标准为378元。
村民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 国家规定每亩地的承包款不能超过80元，他们认为村里收得太多。村干部的反应是：80元？不要说村里的事没办法干，就是乡里的任务也完成不了！村干部威胁说，如果不交要加息，月息以5%计，且人死账不烂。
一个村民质问村干部：村里的地我都不种了还交什么钱？人家城里的工厂死火了还交什么税收？村干部说：地是你的，你自己不种是交待别人种，别人不交，你就要交。
别人为什么不交？村民说：你要让别人交没人愿意种，种地亏钱啊！据了解，委托别人种地的村民一年不收取种地者的任何费用，还要为其交纳承包款。
中午，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村干部在垃圾村开始吃饭。村干部很有面子地开始喝酒了……
垃圾村溯源
1993年，在K市H湖畔出现了一个垃圾收购站。这个垃圾收购站据说是部队一退伍战士开的。他凭借服役期间与部队建立的良好关系，在一块地上搭建了简易房，随即开始“招商”。起初，在此盖房不需什么成本，准备捡拾垃圾的人从工地“找”来木板油毡等物，四根木棍一支，也就有了栖身之处。这些住简易房的人，进驻的唯一条件就是把捡来的东西要全部无条件地卖给收购站的老板。住客都愿意采用这一方式。
后来到了生意不好做的时候，有住户为了卖个好价钱，把捡到的东西拿回到住处之前已卖给了住区外的老板。住区内老板自然也会有他的办法。他开始对所有的居住人员采取一事一清的方法。划地让捡垃圾者住时，要收取每10平方米每月40元的地租，水电费另计。垃圾站看起来是要解体了，没想到此举却给这里带来了一片繁荣，一些有办法的人会以极低的价钱或免费从部队拿来土地，将地划整为零地出租。而此时，已尝到捡垃圾甜头的农民致富不忘同乡，大规模从内地拉来亲友壮大捡垃圾的队伍。1994年，在垃圾生意最红火时这里出现了33个垃圾站，以每个站300人计，此处居住的人员至少有九千多人，以湖北、安微、河南和贵州四省人最多。目前，垃圾收购站里人员虽少了很多，但“五脏”却越发地齐全起来，还出现了学校、医疗点、牌室、小茶坊等。
这样的社区，在K市有二十多个，人数不下三万。这三万人，承担了近百万城市居民的垃圾清理和回收工作，他们的最大功绩是通过分类回收垃圾，使城市不可回收垃圾的数量降至最低点，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了可再生资源纸、玻璃、金属、塑料等。他们为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给城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工的泔水油和各种不卫生的劣质食品，又卖给了城里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拣捡垃圾时不免有顺手牵羊的习惯，个别人因此还被处以治安拘留的惩罚。城市管理、卫生防疫、市容、公安等部门从来不会光顾这些地方，除非事涉刑事犯罪。所以他们和城市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垃圾村，他们的住所与当地人几乎完全隔绝，这里几乎听不到本地口音。同时，他们与家乡亲人来往也因相距较远而中断。他们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有人回乡时带上书信或口信，往家乡寄信也是他们与亲人联系的方式之一，但亲人来信一般只能通过有固定地址的同乡转交。今年以来，他们也开始使用电话了，自然是极少数人。城市里的变迁与他们内部的生活几乎没有多少关系。他们生活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垃圾内容的变化，任何流行的东西，很快就在垃圾上反映出来的了。比如印有《还珠格格》主要人物头像的塑料盆子，就是很多家庭盛水、洗涤的好用具。透过浑浊的水，还能看到赵薇的大眼睛在盆底扑闪。各种饮料罐、彩票纸到处都有，广告宣传用的红布白字横幅，是很多家庭的门帘、床帘和遮阳用品。从这些横幅，能清楚地看到昨天的城市发生了什么。
收购站老板与二地主
在H湖占地100亩的土地上现有6个垃圾收购站，他们的经营方式无一例外是采用零进整出的方式，零进与整出之间其价格相差一倍。收购站的老板自然比直接捡垃圾的人挣钱轻松且利大。要成为这样的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有办法从土地拥有者手中拿到土地，要能不管收什么卖什么都没有人来管才行。在这些收购站里，从带着湿水泥的铝合金门窗到火红的公共场地使用的消防器材，从挂在市民家门口的邮政信报箱到刚挂上街头没两天的广告横幅，应有尽有。不过，这些都是老板们做的顺手生意。他们的主要业务还是卖废纸、废铁等。要保持这样的业务，就得与收购东西的工厂老板有良好的业务关系。当然你得有收货的资金，每天支付给捡垃圾者1000元左右。另外，面对不时出现的地主，老板们要有使对方“来时生气，走时高兴”的本事。
2000年11月28日上午10时，H湖收购站的黄思福老板正抽着烟双眼紧盯着地秤上的旧货，一六旬老汉从一辆自行车上往秤上放着他捡来的塑料管、塑料桶。黄老板从塑料桶中抽出一大堆塑料管，他高喊：这东西不要，没人收。老人从桶中抽出一根管子，黄老板又从桶里拿出了第二根、第三根。老人无奈地笑着。黄老板回到椅子上，靠着抽烟。老人眼不离秤。秤罢，黄老板付出21元，老人不要，他大声说：应该25块钱！黄老板说：你这人就是斤斤计较，这个桶里这么多泥，扣你4块钱不应该吗？老人不语。黄老板得势，他大声地说：我是付现钱的，现在有几个老板能给你现钱？老人数着钱离去。黄老板将老人从桶中捡出的塑料管又放回到旧货堆中去。
黄老板1954年生，中共党员，初中毕业。1994年来K市，先在市变压器厂任保安部部长，1996年开始当收购站的老板。以前，他曾在监利县荒湖农场保卫科工作，有两房一厅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别人有的我都有。后来农场情况越来越不好，就来了K市，他的大儿子是南航部队的一个连长，收购站所在的土地就属于南航部队。二儿子从武汉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在收购站附近开录相厅。三儿子在湖北师范大学读书。他和老婆在垃圾村住着三间房，有电视和二手音响，有一亩地的仓库，自称每月只要能拿到他和老伴俩人的工资就行，具体数额3000元左右。他说，他目前的打算就是多挣钱，过一天算一天，能让两个儿子有工作干。他最高兴的事，就是每年六·一儿童节能坐在垃圾村开办的小学－－洪泽小学的主席台上。
杨占军的钱挣得最容易，能挣多少，垃圾村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得明白。他在垃圾村有一块10亩的地，他有权出租，每10平方米月租金40块钱。在杨的地界内有70多户，每月他能收到5000元左右的租金。加上他收的电费，这些钱一年就是8万多，这些钱要交给真正的地主多少？是不是他只请人家吃个饭就行，村里人猜不出，也打听不到。
在村里杨是最神秘的人物。这里的人多是湖北人，而他是河南人，村里的人不管是开医院的，还是开牌场的或是收购站的老板都与垃圾打交道，唯有他和老婆从不碰垃圾，但又与他们住在一起。
每月1日，杨会拿个本子到各家转一圈收钱。村里的人什么钱都想欠，但杨的钱他们从来不欠，因为在收钱的这几天，特别是想欠钱的人多的时候，杨的家里会有一些穿迷彩服的人来喝酒。
村里人都算过，二地主杨占军在这里收钱快六年了。六年他至少收了四五十万地租。
工作：刘万姣与杨红霞
2000年11月20日上午9时，刘万姣起床了。她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木棚小房，房内一张床，一张桌，地下铺一分不清颜色的地毡，地毡下是泥土。刘拿脸盆离家洗理，洗理地点在一口自制的水压井边。在这里用水是不要钱的。刘起床前她的老公已外出捡垃圾了，她5岁的孩子就在离她家几米远的地方上学前班。
洗理完了，刘去上“厕所”。所谓厕所实际上也就是地下挖的大坑加上一圈破布。刘进入厕所低着头，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回避外面来回走动的男女。她说农村老家1995年就强行要在房前屋后修厕所，通自来水。在这里生活，刘得出了城里比农村更脏的结论。
她1971年生，1997年随其夫彭小武来K市，自称开始帮一饮食店洗碗，每月300元管饭。后小店关门，没了工作。她自称从不外出捡垃圾，邻居听了不高兴，大声说：“你不捡？你是偷？还是卖？”刘脸红，不语。
目前，夫妻二人携5岁儿子一起生活。每月收入500至600元，支出孩子在学前班的学费50元、地租40元、电费40元、厕所费5元，每天生活开支10元，基本能节余100元。
刘万姣最大的苦恼是，家乡的人认为他们在外面发了大财，可现在他们只能住在没有瓦的房子里，存折上没几个钱。她现在最想的事是回家看看，可回去一趟至少要700块钱，如果老公和儿子一起走没个四五千块钱不行。她说，“我们是走不成，干不好。”
可以说每个捡垃圾者的家庭都是一个加工点，他们每日工作的时间分配是“六分捡，三分分”。在这里捡到的报纸，加工整齐可以卖到每斤四毛的好价；不加工随手一捆，每斤只能卖一毛。同时，一些胆小者会把他们“捡”到的交通路牌烧成分不清颜色的铝合金，把电机分解成铁壳和铜钱。加工的目的就是多挣些钱。这些东西如不加工，收购站的老板则会以货物来路不明而死命地压价。垃圾加工最见效的办法就是将收购来的纸板等往水里泡一下，然后再在外面包点干货。不过，这种加工方法，到了收购站老板那里往往不会生效。老板们会扣水份的。但加工点并没有停止这样的加工方法，因为不这么做，老板也还是要多扣秤。
杨红霞每天都在加工各式易拉罐。她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圆罐剪开变成一张B5纸大小的方铁片，这种铁片被工厂收购去冲压成啤酒瓶盖。她手中的生产工具就是一把专门用来剪铁皮的剪刀。每剪一只易拉罐她能得到5至7分钱。她一天能剪400只本可以挣到28元钱，可她们家每天只能捡到二三十个易拉罐。也就是她一个月只要开工两天便可以把自家的罐子剪完。原来她还可以到别的捡垃圾者手中买些罐子来剪，可在村子里，谁都有的是时间，再说剪罐子的活要的也只是时间。杨红霞的手工业时下就是在等待中开始工作和结束工作的。
H湖垃圾村里60%的人工作是在街头巷尾捡拾垃圾，30%在捡拾的过程中也以较低的价格从居民手中收购废品，经简单加工后转卖。极少部分的人在为村中提供诸如小店、学校、娱乐场的配套服务。
垃圾村小学：老师与学生
目前，在H湖垃圾村有两所学校，一所叫甜蜜小学，一所叫洪泽小学。两所学校共有300多名学生，其中90%以上是本村捡垃圾者的子女。在用竹子搭建的简易校舍墙上，有一些和正规学校同样的标语，诸如“培养现代化的四有新人”、“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之类。课桌板凳有的是捡来的垃圾，有的是正规中学等学校淘汰后捐赠的。
在这里谁能从老板手上拿到土地并有钱盖房，谁就可以当校长。而谁能当老师全凭办学者说了算。洪泽小学10名教师6人均称有中师水平。3人高中毕业，其中一人据说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不过，一个原本在街头擦鞋且操皮肉生意者，目前也在甜蜜小学任教。
小学收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学期250元，学生可按月交50元。书本费学生家长按实际支付。每学期只有50%的学生家长按时交费。老师的工资每月400元至500元不等，每月还要交二百多元的房租、水电费。
洪泽小学的校长叫彭万成，44岁，初中毕业，中共党员。1995年曾在K市某公司打工，还是执行董事，上了8个月班就混个肚饱，没拿到钱。1997年又到另一公司任开发部经理，10个月没拿到钱，但有房子住。1999年7月花了5500元购买了垃圾村的小学，目前全家人都在学校。老婆在学校打杂做饭，大儿子和毕业于华南理工学院的侄子，也在这所小学教书。老彭1981年从部队复员后，在当地乡派出所协助民警工作。他说，8年的党费没白交。
洪泽小学现有学生200人，老师10人。彭万成感到在这里办学校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人管，学校考不考试没有人管，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没有人管，学生不交学费也没有人能管。老彭表示，没人管也要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
在垃圾村，有人叫彭万成校长，有人叫他老师，更多的学生家长叫彭老板，会算账的家长知道他在村里是收入最高的人，对他高看一眼。村里人办不成的一些事会找他商量一下。这不，谢顶光家的老大谢松16岁了，半大不小的，干工吧，嫌小，读书吧，附近的正规中学学费让家长承受不起，而且学校根本不收垃圾村的孩子。一些家长想让老彭办个初中班。对此老彭嘴上不说什么，他心里有数，这个班不能办。不是没人教，也不是没地方办学，是办了挣不到钱。因为这个班没人会来。
老彭掌握的情况是，12岁至16岁的孩子在垃圾村有30多个，这些孩子听家长话的，每天会帮他们的父母捡垃圾、分垃圾，忙得没时间上学。不听家长话的呢，白天睡觉打牌，到了晚上看录相唱歌，没事的时候小伙子还要打上一架、拿点能换钱的东西去潇洒一下，女孩子穿得好一点就有人说她们去“卖”了。老彭说：如果班上有一个出去“卖”的女生，他这个课还怎么上？
甜蜜小学的校长杨青龙，31岁，高中毕业。原是湖北监利县某小学民办教师。在老家压力太大，学校按学生的考分评价工作，学生考分高老师奖金就高，学生考不好老师要受罚。种田要交各类费和公粮，辛苦一年要亏损。工资常拖欠，有时乡里拿实物如烟、酒等相抵。2000年7月有朋友让他来K市一起办学，办了1个月后学校倒闭，后经人介绍到目前这个学校，花了6000元将它买了下来，自己当上了校长，妻子在学校做杂工。
杨青龙最为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对付他的学生。一次班上有个调皮的学生吹个避孕套在棚子里玩，杨不许，学生不从，杨动了手，第二天学生没有上课。第三天，学生出现在离他不远的对面的洪泽小学。他的学校每月自然少了50元钱。因为学校从学前班到四年级只有50个学生，这些学生在校长眼里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彭继勇今年5岁，刘万姣的儿子，他2岁便开始在垃圾村生活， 4岁父母将他送到家对面2米远的洪泽小学学前班上学。平时父母不在家时任其在村中玩耍。彭继勇的同学玩的玩具都是他们自己在村子捡到的或是父母替他们从外面捡来的。这些玩具小到一个针管大到电子娱乐城里的丢牌机。因为没有家长会专门花钱为他们买玩具，孩子们都在捡玩具玩。有时一个孩子的玩具放在地上，一不小心就会被另一个孩子捡走。彭继勇因为岁数小，他的玩具就经常会这样。每次有这种情况，妈妈会大骂他，然后高喊：去抢！
目前在K市较大规模的垃圾村周围，都有此类学校，而且还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这种未纳入正规的学校，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产业。但因竞争激烈，生员不足，有的学校校长便卷款潜逃，留下受骗的学生和领不到工资的教师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有限度地承认了少数几家的办学资格，大部分学校是非法的。这里的学校曾因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关注，按惯例应一拆了之。但媒体认为：学校承担着外来人口九年义务教育的重任，不能说拆就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又认定其不符合社会办学及流动人口简易学校的办学条件。时间一长，媒体不再关注，这类学校就再没有人来管了。
医疗：医生与病人
H湖垃圾村有3家医院、5名医生。这里村民们要治的病大多局限在拉肚子、感冒和皮外伤。3家医院合计有50多种药。
其中一家医院的店主兼医生叫彭贤成，46岁，监利县福田乡老炸村人，18岁学医，在村里当过赤脚医生。1997年开始在垃圾村开设门诊，每天为10至20人看病。他说：在这里看病首先要便宜，一瓶青霉素加12支盐水加注射费他只收18元，而三步远的街头诊所则没有50元人家不让你进门。彭贤成另一注意的要点是不能出事。他说他在这里打了12000瓶吊水，没死过一个人，他在垃圾村做过的最大手术，是给一个被砍伤的小青年缝了6针。这里没有什么贵重的药。但彭说：要什么药一个电话就能搞掂，他有名片，送药的人多的是。问到这些药品的来源，彭医生保证这些药不是从医院捡来的，他说：人家卖给我们的都是没有开过包装的。在垃圾村，捡来的东西村民不敢用或不敢卖的不多，捡来的药不敢吃便是其中的一项。或许这正是村里有3家诊所的原因。
王蜡梅又开始咳嗽，大儿子的手也烂了，跟着她一起来到诊所。本想自己也打瓶吊水，因口袋没多少钱，她只让儿子躺下，彭医生为他包了一下手后，为他吊水。水刚开始吊，王掏出20块钱。因上次看病还欠着钱，这次她出的钱不知是这次的还是上次的，医生也没问，也不敢多问。因为王蜡梅在这里哭过一次，她说，没钱看病自己想多捡点东西卖，结果给人家关起来了。
王蜡梅38岁，丈夫谢顶光至今无业，也不愿捡垃圾，在家闲呆着。大儿子谢松16岁，小学毕业，无业。小儿子谢永波12岁，上小学五年级。她每天早晨7点出门，中午11时左右回家，沿街捡垃圾，一月自称能收入300至400元。有时下午3时左右也出去捡。邻居反映她经常凌晨3时出去捡垃圾，因盗窃，2000年7月被治安拘留15天。
她三年未能回老家，没钱。她家在监利县黄歇镇陈湖村。有2亩田，丈夫杀猪，年收入1万元左右。1997年9月丈夫赌博，镇派出所要抓人，丈夫跑到K市，全家随后跟来。她最担心的事是大儿子谢松找不到工作，上学既无钱也没地方上，也不愿捡垃圾。现在天天在家，头上抹足摩丝，披着西装无所事事，在垃圾村里转。
娱乐：牌场、录相、歌舞厅
在这里，中年人娱乐的主要方式是打麻将，年轻一点的人是唱歌看录相。这里把打麻将的地方一律称为牌场，把唱歌或看录相的地方叫录相厅。这里有4家牌场，6家录相厅。开这些场所的人都是在捡垃圾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从捡拾大军脱离出来，开始了他们的生意。在牌场，设场者以每次7元的价格在经营，每次是以打牌人上桌至离桌止。这些场子一般均有5至6张桌，每天收入在50元至100元不等。牌场能吸引到场者的原因是拾荒者家中多放不下牌桌，而且打牌人不好凑齐；加上这里终日有众多人集中，无形中是人们交流各类信息的中心。录相厅则是青年们享受流行文化的地方。白天无所事事或掩面在都市劳作的人，晚上这里成了他们展示青春的最好地方。
郑文豪是监利县福田镇小河村人，41岁，是在垃圾村呆得时间最长的人。他和老婆捡了7年垃圾，到了1995年开了个牌场。牌场是只挣不亏的生意，每个月净收入可达2000元左右。在这里想开场子的人很多，但在70多户人家中，只有郑开了。郑说，他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捡了这么长时间垃圾也该找到挣钱的好门子了。
这两年，郑遇到了两次麻烦，两次都是有人打110来查他。郑至今仍认为是有人输了钱，找110来出气或者是对面开牌场的老板害他。其实，两次打110的人是村里的一个小学校长，校长的出发点是学生不交学费，他们的父母却有钱打牌。校长想把牌场取缔了，让家长把欠的学费交了。
郑遇到的两次麻烦，并没有对他的生意有任何影响。警察看到牌场里的“涉赌”场面不知为什么看一眼说了声：“不要打了！”就走了。不过郑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是：除了收购站老板，村里有钱的人都不愿打牌；而没钱的人却喜欢呆在牌桌上。
H湖垃圾村外侧马路边有一排门面房，这些门面房现在有了6家录相厅。录相厅每天从7点半开始就放录相，武打的片子在这里放得最多，一些带色的片子在晚上11点后，录相点关着门也会放，但看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看一会就走了。因为附近有20至30元就能成交的妓女。录相点的收费是一元钱，这钱还包括他们喝的茶水。录相点原先也让来人看碟唱歌，唱一首1元钱。一晚上要唱10多首歌的人很多，能拿出这么多钱的人却不多。唱歌的人都没有收入，他们多数在15至20岁之间。
华丽歌厅是2000年4月开张的，每月毛收入700多元，但要扣除买歌厅设备和录相片的钱。老板黄文栋，29岁，大专生，他说挣不了钱，只能混个有事情做。开歌厅是体面而又好像能挣钱的事，黄的歌厅开业后不到3个月，这里一下又开了5家，现在这5家谁的生意都不好，但谁也不愿意关门。
寄生者与公益互助
垃圾村的人每月除要交地租电费外每家还要交五块钱。收钱的理由是村里拉屎的地方是他们挖的，村里管这笔钱叫蹲坑费。收钱的人不住在村里，村里人也知道这个坑不是他们挖的。最开始有人收钱时，村民不愿意交，不愿意交的村民事隔两三天就会被一群20岁出头的人打几个嘴巴。收钱的人也是湖北人，他们说凡是有湖北人的垃圾村，这个钱都是由他们来收。村里的人现在很理解收钱的人，他们说:这些人不干活又要吃饭，只能靠吃大便了。
“吃大便的人”是前两年就出现的。今年，村里又出现了“会过生日的人”。要过生日的人会告诉村里各色人等说：某人某时在某地过生日，请去。去时餐桌上已放着一张张百元大钞。被请的人很自觉，尽管他们不知道谁在过生日，但如果不交钱肯定事后会要吃嘴巴的。不过，现在过生日的人少了，因为来交钱祝寿的人会把全家人都带来大吃大喝一顿。
垃圾村经常会有一些救急的事。这不，王富雨酒喝多了，人事不省。同乡们把他抬到医院，但医院收不到2000块押金就不救。王的身上又没有钱。
王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杨册乡王寨村的村民，来K市11年了，他左腿有点拐，至今未婚，虽说他挣的钱已让家里盖上6间大瓦房，可说媳妇的事就是不成。现在王能捡到的垃圾越来越少，因为捡的人多了，加上现在的人钱少了，可扔可不扔的东西不扔了。王没事干喜欢喝酒而且每喝必醉，这次王醉狠了点。
与王同住的另一姓王的开始在村里兑钱，王是河南人，他只在河南同乡中兑。在垃圾村碰到救急的事，能出力的同乡出力，能出钱的同乡出钱。一般情况下，同乡中彼此不相识者多半会兑5至10元，相识的则看彼此之间的交情了。
村民们就是这样，靠彼此兑钱或出力的办法来对付突发事件。不过最多的事件就是得急病后要治疗。
没有终结的故事
垃圾村的人是流动的。有的回家了，有很少的人转移到垃圾更多更新的地方，比如深圳广州，也有的人搬出垃圾村成了半个K市市民。杨月香也是湖北监利人，今年38岁。她和丈夫五年前来海南，开始都捡垃圾，后来丈夫在一家饭馆找到帮厨的活，洗菜切菜，她则成了师范学院的临时清洁工。这个活的最大好处是能捡得学校院子里的垃圾。更后来，她为几家教工做清洁，每周一次，干两三个小时，就能挣二十块钱。后来学校辞退了临时工，她又成了省妇幼保健院的清洁工，下班后还继续到学校做家庭清洁。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6小时，一月各项收入加起来大约有600元。过度的劳累使她看上去像50岁的人。杨月香一直没有回过家，去年春节她下决心回去，从H湖坐汽车走到新港码头，就因为晕车昏迷了过去，只好打消回老家的念头。
杨月香算是垃圾村里的成功者。她的工作虽然比捡垃圾辛苦了许多，但挣的钱多；更重要的是，她感觉现在的工作，毕竟是个正经的工作，没有捡垃圾那么受气、丢人。她如今在学校里捡垃圾，遇见熟人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杨月香这样的人，将逐渐适应这个城市，建立起自己的职业信誉和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准市民。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而是子女的教育和出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和一般市民的焦虑基本同步了。
可是那些至今没有希望从垃圾村跳出来的人，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毕竟，就算垃圾村能长期存在，不被拆除－－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他们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垃圾越来越少。中年人最大的愿望是挣点钱回老家，青年人则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们的出路何在？谁也不知道。而对那些学龄前儿童来说，垃圾村即使再脏再破，生活即使再艰难，他们还是在父母的呵斥责骂声中，在遍地污泥垃圾中，欢笑，奔跑，玩耍。外面不远处清洁美丽的城市，就是他们的希望。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场景。三个村干部在H湖垃圾村只收到了1300元。村民们不交钱的理由之一是，同在监利县，为什么各村收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只收190元，有的却要收310元？他们希望村长和支书提供收费的具体项目和收费标准，村干部说没有，于是村民们拒交。晚上，失望而气愤的两个村干部坐在了垃圾村的牌桌边，和原先也是村干部，现在在这里捡垃圾的两人凑成一桌打麻将。鏖战半夜，远道而来的村干部输了1800元。村干部懊丧地骂道，“他妈的！没有住宾馆的钱了。”据村民介绍，他们三人来一趟，路费最少得3000元。现在他们收到的钱不但不够路费，还输了1800元。旁边观战的人说，赢得太少了，反正他们输的钱，也是从我们身上刮去的血汗。
中国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