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的腐化堕落，很多报道都沿袭了以往常见的思路和说法，几乎每篇提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利用职务之便干预司法活动”等等。
有“职务”而后有“之便”，没有如此“职务”，便不会有这般“之便”，那么，“职务”与“之便”之间到底是一种必然的逻辑顺延关系呢，还是一种偶然的逻辑不可顺延关系？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说凡是担任某种“职务”的领导干部，都理所当然地享有一系列“之便”，可以用来为他人批地、批贷款、搞项目、提职，并从中收取“应有”的回报；如果是后者，则表明像为他人批地、批贷款、搞项目、提职等“之便”，其实都不是“职务”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是职务权力的无限扩张和恶性膨胀，为国法所不容。
从那些利用“职务之便”招权纳贿、卖官鬻爵的贪官一个接一个翻船落马的事实看，“职务”与“之便”应该是一种高度危险的关系，“职务之便”的利用者将为此付出代价；但从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员一个接一个随心所欲地大用特用“之便”的事实看，“职务”与“之便”应该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职务之便”对官员而言又意味着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一个人如果不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如果有朝一日也被赋予了像李真那样多的职务之便，那么他几乎注定了也要忍无可忍地干出一大堆伤天害理的事来。如果说像李真那样的贪官可恶、可耻之极，但你不觉得那些使他从一个普通人变成贪官的“职务之便”，同样也是十分可恶、可耻的么？
传统的干部管理制度一向讲究职务与待遇挂钩，担任什么职务，按规定就可以坐什么档次的公车、分什么标准的住房、享受什么级别的公费医疗等等，要我说这才应该算是真正的“职务之便”，干部“利用”起来心安理得，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一般也能够坦然面对。而人们常说的“职务之便”，其实是职务异化出的怪胎，叫“职务之便”岂不太过轻描淡写？如果不在用语上正本清源，仍然习惯性地将官员以权谋私大行蝇营狗苟称为“职务之便”，久而久之，人们不但会“误以为”领导干部整天除了利用这些“职务之便”外就不干别的了，而且还会将他们按规定享有的待遇也一概划入腐败之列，这样的干部队伍还有什么形象与权威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