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少民、高瞻等人的"间谍案"相比，杨建利的命运似乎更爲不妙。因爲，一，李、高二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而杨建利毕竟使用了假证件--尽管这是不得已的自我救济和对恶法的反抗--给了中共安全部门以口实。二、李、高等人被控间谍罪时，由于撞机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在低潮时期，双方都要进行缓和与修复的努力，"放人"乃爲中共最惯用的交换筹码。而现在，9 1后的中美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美方的放人要求并不强烈，中共也就不必太着急。三，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高层正忙于权力分配之争，就连陈水扁高调挑战中共，使出"一边一国"和"公投立法"的激将法，中共高层都无暇顾及，何况杨建利以及其他受到国际关注的人权个案。四、现在，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也是中共高层的换代权争，人权问题暂时处于舆论关注的边缘。而没有足够的国际压力，中共内部并没有改善人权的动力。
然而，以中共近年来惯用的外交手法来推测，江核心也不会长期监禁杨建利，只是这个政治人质的抛出需要精打细算，使交易所获得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共要在自认爲的关键时刻才能出手。直到现在，中共对杨建利案如此讳莫如深，绝非因爲抓住了真正的"罪证"，而是另有所图。如果只用"假证件"来定罪，杨建利至多适用于中共的行政处罚条例，而不适用于吓人的刑法（颠覆罪等）；如果给杨建利加上其他更严重的罪名并对外公布，无疑会引起美国及国际舆论的新关注，还不如这样无声无息地冷处理。江泽民10月份访美，小布希宣布将邀请江主席来德州农场吃烤肉，也说不定，美国已经得到了某种人权的承诺，中美的人权对话不是即将举行了吗。即便没有，等江泽民和小布希第三次见面，如果江谋求连任能够得到小布希的默许，或美国承诺在台湾问题上不支援"台独"，只要二者得其一，只要小布希在会谈中提到杨建利名字，杨建利就有可能作爲回报之"礼物"送给小布希。
江、朱一贯的亲美态度，使一系列中美冲突得以低调解决，也许是江、朱体系最明智的决策了。但是，国内巨大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压力，也使江核心在表面上不能对美国过于软弱。于是，抓有美国背景的人当作外交人质，成爲中共要挟美国新政府的又一张王牌。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大多数被中共逮捕的有美国背景的大陆人先后获释，而每一次放人，中美关系及其人权对话也有了新的开始。
这分明是无赖行爲，无论捉放都是一种下流敲诈，却戏剧性地演变爲中共向美国表达善意的外交惯例，成爲缓和中美关系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如同劫匪爲了缓和与强大远邻的关系，用绑架了人质的野蛮手段进行要挟和敲诈，而国际主流社会又在无奈中接受了这种下流做法，成爲正规国际关系之下的潜规则，成爲普世人权原则之外的另一套外交语言。实际上，这就等于独裁者在玩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国际公约，玩弄以推进全球民主化和捍卫普世人权爲己任的自由国家。换言之，当道义合法性无力支撑中共政权之时，政绩就成爲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大陆上的所有事和所有人，都可以作爲中共自我炫耀政绩的资源，都是中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维持一党政权--的交易筹码，即便明明是践踏人权的行爲，也可以成爲政治交易的王牌。经济增长、扶贫工程、希望工程是中共的卓越政绩；村委会选举是中共进行民主建设的杰作，并请来美国前总统卡特爲农村基层民主作秀；费改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又一大善举，即便阻力重重无法推行仍然是爲了农民；严刑峻法的反腐败显示了中共建立廉洁高效公务员制度的坚定决心；妥善化解撞机危机是第三代领导核心成熟地驾驭国际风云，加入WTO是中共对外开放姿态的充分显示，申奥成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高度认可，释放美国点名的政治犯是中共改善人权、向国际社会表达善意的努力；与俄罗斯的结盟和重提对无赖政权朝鲜的战斗友谊，是爲了加强与美国对抗和讨价还价的外交筹码；"七一讲话"之后对"三个代表"的疯狂造势，是爲了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的伟大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的逻辑，没有中共就没有新中国，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中共，任何可能的威胁所导致的最可怕结果先是"亡党"，接着才是"亡国"。这样，党不但被等同于国，而且高于国家，也自然高于民族和人民。党在国在，党亡国亡，国亡族亡、族亡民亡，中国就是中共一党的私产，民众就是中共的人质。当年，毛泽东爲了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阻吓美帝国主义，放出不惜牺牲三分之一中国人与美国打核战争的狠话；邓小平也用放纵中国人向西方偷渡移民来要挟西方国家；江核心更不断地用中国内乱、饿莩遍野的可怕图景，来威胁西方国家，争取国际社会对一党政权的默认。"亡党亡国"，多吓人的恐吓，中共全然不顾及在中共执政之前，中国作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亡党"的前景历历在目，但是中共政权的崩溃怎么就会导致"亡国"？！
古代的皇帝说：朕即天下，绝对服从皇权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现在的中共说：党即国家，爲党的利益就是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人权自然也要服务于一党利益，抓人和放人，不过是实现一党利益的谋略而已。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类还没有进化到把人视爲最高目的文明程度，人被视爲维持政权的工具还不会引起人类公愤的话，那么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到"人权高于主权"的文明程度的时代，国际上公认的正义准则就变成：人是最高目的，其他的一切皆是爲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包括政党和政府。而在大陆，野蛮的中古规则仍然主宰着中共的观念和行爲：党是最高目的，其他一切皆是手段或工具，人质游戏也属于这种保权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中共政权治下的大陆，不仅在经济上充满了不公正，在人权问题上更进行露骨的"等级歧视"。在我列出的以上被践踏人权的群体中，就受虐待的程度而言，有美国背景的人是第一等级，反腐败中的中共高官是第二等级，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算是三等人犯，其他的群体完全在等级之外，想怎么虐待就怎么虐待，反正国际社会也管不过来。相比之下，逃到加拿大的远华案主犯赖昌星真是太幸运了，起码可以受到公正公开的司法对待。如果在大陆，正如朱基所言：已经够枪毙数次了。吴弘达、贝岭、李少民、高瞻、覃光广等，这些具有美国背景的华人的一次次捉放，是因爲中共外交的主轴是中美关系，而又由于在道义上实力上的明显弱势，中共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总是捉襟见肘，但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又不能和美国撕破脸皮，还必须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关系。而美国的软肋，有大资本的经贸利益，也有政治上的人权至上。美国对中国是经贸上互惠和政治上批评，中共对美国是以开放市场和大笔订单的利益收买爲主，以捉放政治人质爲辅。所以，只要沾了美国国籍的边，找个藉口抓起来就是一张外交牌，美国向中共政权推行人权外交，中共就向美国还以"反人权外交"，而且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能抓白种美国公民，专门抓黄种美籍华人……中共玩弄人质外交的游戏，完全着眼于维护政权这一根本利益来，每一次捉放皆会换取重大的外交利益。试想，中共如果不在国务卿鲍威尔访华的时刻放了李少民、高瞻、覃光广，中共望眼欲穿的中美高层会谈就将蒙上浓重的阴影，说不定还会泡汤。
六四屠杀刚刚结束后，爲了缓和国际社会的愤怒，恢复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从邓小平放逐方励之到美国开始，中共政权的捉放游戏，由无奈之下的偶然行爲逐渐演变成党权外交策略的组成部分，玩的日趋娴熟和精巧：
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
王军涛于94年被保外就医送往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被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爲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
王丹、刘念春被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
等克林顿一走，中共转过身就抓了更多的国内异己人士所谓人质，他们至今仍身系牢狱的，徐文立、王有才、江棋生、杨子立、热比亚……这样的人是数不过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监狱中从来不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异己人士。他们都没有西方背景，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对某些知名异己人士的捉放戏连续上演，不过是中共爲了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的手段的一部分，而丝毫无助于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善。那些知名度低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些法轮功学员、那些被塞进列车遣送回乡的民工、那些在严打中被从重从快判决的人、那些在反腐败中作爲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人、那些受到专政的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人……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中共政权的善待。
西方政要与中共的政治交易，常常受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异己人士的指责，在WTO、最惠国待遇、北京申奥等问题上，指责西方政府以出卖人权来换取中共承诺的经贸实惠，国际压力也的确会因利益计算而在道义上踉跄颠仆，甚至有些自由国家公开屈从于中共的要挟。然而，我的想法一直是：虽然西方政府与中共有着私下交易，惟利是图的国际大资本把商业利益置于道义人权之上……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指责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亚洲和华人世界、特别是我们自己。日本和南韩等民主国家，何时对中共提出过人权问题！港台精英们的表现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反而争相向中共政权献媚。而我们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时代里活得聪明自在。从根本上说，中共不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和道义规则的行爲，首先是国人自己在利益的计算中默认了，用出卖道义换取既得利益。当中共得不到来自国内的足够民间压力时，国际压力在道义上也就不可能那么纯粹，其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沈默和懦弱，才是国际的道义压力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的利益计算再龌龊，也比不上我们自己的利益算计来得下流。以大陆的广袤领地和众多人口，以国人现在的精神状态和实际作爲，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也无法在实质上推动大陆的政治进步，因爲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找不到民间着力点。要想争取足够的国际道义的支援，并使国际压力产生实质作用，国人先要挺直自己的道义脊梁，国人的脊梁挺直了，国际道义力量对中共说"不"之时，也就会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且更爲有效。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