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度之下，没有这个问题：主权在民，每一届政府均出自人民的自由选举。在君主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个问题：君权神授，君权天授。惟独在一党专政时代，合法性问题大成问题－－名义上主权在民，实际上人民并没有选择政府的权利。政府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政府凭什么统治人民？不能不令人生疑。
建政初期，这个问题还没有凸现－－成王败寇，战胜的一方也就可以宣称自己上台是人民的选择。但那个时候的人民的选择，仅仅赋予那几届政府以合法性。合法性的取得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毕竟主权在民，上几届政府为人民所选择而取得权力，并不就等于权力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可以传子传孙传万代；所以，他们那几届的合法性不能自动赋予后来的政府以合法性。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便意味着人民自动收回了授权，人民有了重新选择政府的神圣权利。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后来的政府并非出自人民的重新选择，而是出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传承。一方面统治者竟然可以将权力传子传孙；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在建政初期行使了选择权利之后，他们的儿辈孙辈便永远丧失了选择政府的权利，祖辈的选择否定了子孙万代的选择权。所有这些无不是对主权在民这个神圣原则的嘲弄。主权在民得到公认，乃至写进宪法；事实上却是典型的权力私有制。随着这个矛盾的愈演愈烈，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
这个问题，当局也意识到了。之所以强调经济建设中心论，一方面是以此转移视线，回避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回避对政府合法性的追究；另一方面，是想以政府承认人民的经济自由为交换，换取人民对政府的统治权力的默认，从而给自己赋予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这个设想，在经济改革早期，是可行的；因为那时都穷怕了，政府能够把人民经济上的镣铐解开，让人民去找吃找穿的，人民已经很满足了；别的哪顾得上。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这个法术逐渐失灵。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不再满足于够吃够穿；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权力私有制这个痼疾越来越扭曲了经济改革，使经济改革和社会公正逐渐成了两条轨道上的车，大多数人被剥夺，财富越来越严重地向权力阶层倾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主要是权力阶层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便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中。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又凸现了出来。
对这个问题，当局的解决之道，依然是经济建设中心论，期望以经济发展抑制社会矛盾的增长势头。如果经济发展一直有保障，社会矛盾的增长势头追不上经济发展的势头，当局的这个期望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但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本来就有周期性，有涨有跌；经济发展的势头因此不可能总是超过社会矛盾的增长势头。更何况由于权力私有制的肆虐，给经济发展增加了巨大阻力，经济发展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再指望经济发展的势头超过社会矛盾的增长势头，现在是太不现实了。换句话说，当局把全部赌注都押在经济发展上，但现在经济发展已经靠不住了。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危机，不再有可行性。一旦哪一天经济列车突然中止运行，正在不断积聚着的社会矛盾就会再也无法抑制，就会象地火一样地喷薄而出。
当局必然要面对人民对其合法性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既然如此，当局就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是与时代潮流斗争，不是与人民斗争，而是与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斗争、联合人民的力量与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斗争。这样做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信任人民。当局应该认识到，这种斗争未必会导致动乱。因为人民比他们更怕动乱－－乱起来了，当权者可以席卷民脂民膏跑到英国美国当移民，十几亿老百姓往哪儿跑？而现政府则是中国社会中唯一 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唯一 一支能够稳定社会的力量。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生不如死的地步，人民是不会揭竿而起去打倒现政府的。只要现政府还有一点改革的意愿，人民就会寄望于他们，期望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制度创新。
即便不少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只主张改变体制而不是改变执政党，也只反对一党专政而不是反对一党执政。一党执政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印度有过一党执政，日本也有过一党执政，民主化之后的台湾也依然是一党执政。但印度、日本和当今台湾的一党执政，与一党专政有着本质的区别。印度、日本、当今台湾式的一党执政，是宪政条件下的一党执政。执政党的每一次上台，都通过真正的选举来实现；权力的合法性因此不成问题。执政党的权力仅局限于行政系统，必须受到立法、司法方面的强有力的制约，因而是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权力，不是无限权力。执政党内部的派别分化是公开的和合法的；一党执政因此不等于垄断，不等于没有竞争……。一言以蔽之，一党专政是党治，是极权政治；宪政条件下的一党执政则是法治，是民主政治。一党专政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而为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宪政条件下的一党执政则必须登上历史舞台。
实行宪政条件下的一党执政，执政党将仍然是共产党。因为在一党专政时期，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已经遭到最大限度的摧残，能够向中国共产党挑战的党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就不会遭到致命威胁。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有足够的时间（至少三十年）来吐故纳新，彻底改善自己，使自己完全适应在民主社会中生存。一旦作为过渡形态的宪政条件下的一党执政结束，中国进入多党竞争时代，中国共产党就没什么好怕的，就可以如鱼得水。这样做，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就都有保障，皆大欢喜。
最好的选择不是没有。但现在的第三代愿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有没有能力做这样的选择，则很难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自然是中国之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我就只好为你哭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