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接管系统中，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工作虽然相对于军事、政务、财经来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当时的上海是各类知识分子聚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周恩来对此有一个估计：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正因为如此，陈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自己担任了上海文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则由韦悫、夏衍、范长江、钱俊瑞担任。范、钱二人此时尚在北京而未到任，而韦悫是党外人士，许多事情不便插手，陈毅又难以顾及，所以，接管的重担就落在了夏衍身上。夏衍后来回忆说：从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到同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月，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期，除文管会副主任之外，我还当了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又当了常委委员，分管文教工作，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大会小会，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个别谈话和对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传部长，还要经常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
上海是文艺界人才荟萃之地，自然也有所谓诸多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解放了，要求他们放弃早已写惯了的题材去写工农兵，自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当这场争论正酣的时候，上海的作家自然希望听听夏衍的意见。夏衍对此明确表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写？当然可以写。他还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据，进一步解释说：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说道，文化要为四种人服务，而这第四种人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长期能够和我们合作的”。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夏衍积极去组织文艺作品。他对上海两家私营电影厂“昆仑”和“文华”采取扶植态度，鼓励他们拍出电影：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就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夏衍的鼓励下，“文华”将《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关连长》拍成电影，而“昆仑”则将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拍成电影。虽然公映以后群众反响很好，但北京的文艺界却传来了批评的声音。
在《文艺报》上对这些作品提出批评的批评家，自然也不会放过上海的夏衍。批评的文章中说，夏衍在上海“提倡”什么“白开水”。所以也就上纲上线了：上海文艺界领导“右倾”，“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文艺报》的批评，虽然引起了夏衍的不快，但是，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陈毅公开表示：上海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经过常委会批准讨论，所以北京《文艺报》指名批判夏衍右倾是不对的。在北京的周恩来也表示同意陈毅的意见。
有陈毅和周恩来的支持，夏衍那点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在随后而来的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夏衍却不得不作出检讨。
其实，《武训传》虽然是上海拍的，但夏衍在拍摄之前就明确表态，“武训不足训”，因而并不赞成拍摄计划立项。后来，终于公映了，又受到了批判，按理，夏衍可以不负责任，甚至还可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周扬都保不了他。夏衍又一次遭到了批评。
夏衍的检讨，是周扬敦促他写的。
刚刚出国回到上海的夏衍只好在文艺界作了检讨，并把发言整理成《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文，寄给了周扬，周扬即送毛泽东看，毛泽东又亲笔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还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让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武训传》事件后，夏衍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调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摘自《纵横》徐庆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