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想到需要为那篇报告再写点什么,海外的意见姑且不论,单是国内的朋友私下就多有劝诫的,那意思是就此打住,不要再为基层民主说话了,否则,“政治不正确”不说,民粹主义也是误国误民的。
我接触基层民主的问题有五六年的时间,学者们关于村民选举之类的争论让我大开眼界。他们各自依恃的理论、历史背景丰富了我对村民选举的理解,不管他们各自的潜台词是什么,是赞美所谓制度创新下的民主,是否定村民选举作为中国民主道路的起点,还是讽刺中共这一做给人看的花架子工程,我却更多地读到了他们的信仰,换句话说,他们各自己一笔滔滔洋洋万言的说辞、证据只是因为他们信或不信。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学理的争论敬而远之。
说来真是一种机缘,似乎注定我要介入基层民主问题。当然首先在于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虽然我有十多年不曾在农村生活了。在读过不少有关农村的文章和著作后,真觉得农民世界完全被推远成为一个不可理喻的对象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中国都市、中国精英和高等华人的“负担”,但其“神秘命运”又成了各种人以其为材料收割自己的政绩、学绩、名望的重要的制高点。有关“三农”的时文在近几年来开始泛滥就是明证。我也在这种背景下结识了不少“三农”问题的专家、官员和地方精英。而当我跟李昌平先生交成朋友,跟王振耀先生讨论起选举中的官员心理时,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几乎“呼之欲出”。
感谢李凡先生,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基层民主选举“民间观察团”,让我实地了解官员和农民在想什么问题。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写出了一个观察报告,送给了一些朋友,修改稿出来后,又送给了朋友们传看,李凡等人又提出意见并作了补充修改。这期间不知是哪一种版本的报告在网上传开了。不管是哪位朋友把没有定稿的报告发出来,有关基层民主的说法儿却是我的,我当然要负其责。我随后写了《英雄》一文再次表达了我对基层的关切。
但显然,人们更把我的报告当作我对基层民主支持与否的表态,有朋友很快发来胡平先生有关农村选举的文章,私下的讨论则要求我不要走得太远,似乎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有一个真理性的结论,不容挑战,不容置喙。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我这样的人来谈论基层民主,就是犯了错误,就是无知,就是落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就是误导了中国民主力量的方向。
我担不起这样的罪责。但同样我无法面对的是,就是我们这么讨论的时候,农民们正希望他们在一次次的选举中团结力量,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为他们的利益一分分地争取。不这么争取,他们为中共各级政权及其爪牙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种地所得到的,在各种盘算下竟是欠地主们的,五十多年来,他们为“地主”种地所得仍不过是一贫如洗。自留地、宅基地都算作承包耕地一年年地交税写在农民的负担卡里,结婚需要的费用比城里人还高,杀猪要交钱,砍树要交钱,盖房要交钱,每亩地的水费规定是四斤谷子钱,“潜规则”折算后却是近十元钱。等等等等。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实。余世存就在上周四,本月16日,河北省故城县青罕镇财政所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征税团下乡,爪牙下乡,开八辆车,浩浩荡荡,农民将何以堪?
讲这样的故事没有用,反而让人有民粹主义之嫌,有煽动革命造反起义之心,有反智之罪。那么,说到本质,能不能不要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我对基层民主的表态,我确实没有把基层民主上升到伟光正的角度,因为我谈的是具体问题,我谈的是多方互动中的基层民主,我谈的是细节,无论精英民主或自上而下的民主何时实现,地方建设、民众的民主训练现在开始了是否不算坏事?关于民主有太多的讨论,但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不仅是一种学说,不仅是一种信仰,不仅是一种政治生态,也是一种社会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基层民主正从社会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构中国社会的秩序。在农民以头撞墙以拓宽其生存空间(二十多年来,他们以血手印的方式,以农民工的身份不断地以头撞墙,撞开了公社的大门,撞开了城市的大门)的时候,我们却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表达我们的优越的知识和良知正义感,我们也幸运地没有跟中国社会最黑暗最保守的势力正面较量。而基层选举,正如中共官员也从未否认的,是农民的创造物,我们有什么理由否认它的存在,有什么理由让它等着,等着自上而下的民主运动到来呢?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