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贵的妻子李和平想起2002年9月19日发生的事情，仍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半卧在病床上，李和平向记者讲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9月19日上午9点左右，4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来到杨家，其中一个人杨中贵认识，叫杨献懿，是通城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的法官，也是杨中贵一起经济纠纷案件的主承办人。
一见面，这几名身着便服的执行法官就向杨中贵要钱，杨中贵表示没有钱，法官们便把他架进了旁边的一辆吉普车。李和平担心丈夫有什么不测便要求同去。
车开到了通城最繁华的银城路与隽水大桥的十字路口，李和平抱怨了一句：“你们专给有钱人办事，却欺负没钱的人。”话音未落，几记重拳便落在了她的脸上，杨中贵也未能幸免。杨中贵夫妇极力反抗，吉普车不得不停到马路中间。
车停下后，李和平被拖下车，挨了一顿打。
法官当众打人，在通城还是第一次。事发现场很快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一辆警车来了之后，几位行凶的法官冲出了重围。
杨中贵夫妇被带到看守所后，看守所的民警见他们伤势太重，不敢收监，叫杨中贵的家属对伤情拍了照片，然后送到通城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左胸4、5、6根肋骨骨折，L1腰椎压缩性骨折。
在杨中贵家属第二天所拍的照片中，记者还看到了杨中贵左臂和左胸上有大面积挫伤，李和平面部浮肿。
“9.19”事件缘于杨中贵与杨林祥的一起经济纠纷。杨林祥在通城县算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拥有巨额家产，同时还具有县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这位“富翁”因为区区几万元借款将他的亲姐夫－－杨中贵告上了法庭。这起经济纠纷案件由杨献懿担任主审法官。
2002年6月5日，案件未经开庭审理，法官就判杨林祥胜诉，由杨中贵归还全部本金和利息。接到判决后，杨中贵对判决提出了质疑。
首先，在杨中贵1997年2月16日的借款条上，双方所约定的利息为年息0.9%，1997年5月4日的借款条上没有约定利率。但判决书中却认定两笔借款都为月利率0.9%，法院一下子把利息翻了12倍。
其次，判决除要求杨中贵承担5000元案件受理费外，还要他另外支付10000元“其他诉讼费用”，而这“其他诉讼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杨中贵一无所知。
记者采访审理此案的通城县法院城关法庭杨跃忠庭长时，杨跃忠承认这10000元“其他诉讼费用”是他自己要求杨中贵支付的办案费用。对于利息的问题，这位杨庭长表示问题已经纠正，并拿出了一份裁定书。但是，这份裁定书只是承认把年息认定为月息是打字的笔误，但仍要求杨中贵支付的利息按照月息0.9%计算。
正是因为杨中贵对判决结果的不满而没有主动履行，才导致了“9.19”事件的发生。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杨中贵夫妇出院了。他们找到法院领导要求对法院干警打人一事给一个明确的说法，而法院却拒不作答。杨中贵夫妇只得逐级上访至湖北省，可还是杳无音信。在希望渐渐消逝的时候，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法医鉴定所于2002年11月28日出具了一份司法鉴定书，认定杨中贵胸部第4、5、6根肋骨骨折，腰椎L1压缩性骨折已构成轻伤。拿着这份鉴定书，杨中贵和他的亲属继续上访。
然而，就在杨中贵坚持上访的同时，“9.19”事件的另一方当事人、通城县城关法庭的4名法官向通城县公安局举报杨中贵诬告陷害。他们所依据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25日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该鉴定认为杨中贵的肋骨属于陈旧性损伤，并非“9.19”事件所致。
杨中贵的律师告诉记者，湖北省高院的这份司法鉴定，是在杨中贵没有在场的情况下，仅凭一张x光片做出的，而活体检查是进行司法鉴定的必须程序。律师还告诉记者，他为此专门请教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专家认为单凭一张x光片无法断定骨折是否为陈旧性。
“9.19”事件发展的结果令人意外，杨中贵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被关押中过了一个春节，他将以涉嫌诬告陷害罪被起诉，而打人的法官却没有受到追究，甚至面对记者时，有关人员还在为打人者开脱。
在通城县政法委，一位姓金的副书记坚决否认干警有打人行为。记者拿出杨中贵的伤情照片，请他解释杨中贵右臂上的伤是如何形成的，这位金副书记的说法是用手握造成的。
通城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位负责接待的同志很肯定地说，法院干警是不会打人的，但后来他却改了口，说他没有在现场，不能确定干警是否打人。面对记者的提问，“9.19”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城关法庭副庭长王仲明的回答是，他们只是制止了杨中贵夫妇妨碍公务的行为。
城关法庭杨跃忠庭长的说法更是别有意味，他认为在强制执行中，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据了解，杨中贵涉嫌诬告陷害一案日前已由通城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起诉。
来源：法律服务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