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
2003年5月17日，当我作为一名跨世纪的良心犯服完主刑步出监狱的时候，现代雍正爷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将我马上拉到派出所去，宣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个附加刑“依法”生效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大洋彼岸的你们，象所有此岸的朋友一样，在第一时间里，使我感受到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怀，听到了人间最感人的祝福。现在，你们又把珍贵的自由精神奖授予我－－一个因为热爱自由和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中国公民，我在这里谨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全部自由中间，为人所最为看重的自由之一，就是说真话的自由。凡是人，都想说真话，说了真话，才会有人味。我相信，这一条普世法则超越国情，超越人种，超越时空。我还相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并且以后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说：中国人就不想说真话、就不想痛痛快快地说真话、就不想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的真话。而现在我敢说，在许多许多场合，对许多许多话题，中国人都在说真话；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在我的家乡常熟虞山脚下，······在所有那些老百姓确认不致以言招祸的地方，中国人都在痛痛快快地说真话。那么，我自己做了些什么呢？我只是尽量去公开说出全部的真话而已。最多再加上一条，由于我是个知识分子，因此就有责任把话说得较为中肯、较为贴切和较为到位。
我只是做了那么一点儿事。但我心里清楚，中国的执政当局还是不会放过我。1999年5月18日晚上10点来钟，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时，又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因为说真话而坐牢，我心甘情愿。一个半小时以后，警察蜂拥而至，把我抓走。在那之后，作为一名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在高墙电网之中，跨过了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度过了1460个令人不能忘怀的日日夜夜。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想说真话并且常常憋不住要把真话说出来的普普通通的人。我不仅不崇高，而且还有点自私。我总觉得人生苦短，真话不敢说就一命呜呼的话，亏得慌。另外我还觉得，假如有话老憋在肚子里，保不齐更容易得癌症。因此依我看，今天的中国，真是有一千条理由应当立即把言禁给废了，而没有半条理由还要留着这个破玩意儿。
朋友们，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象我现在这样，免于恐惧地、乐乐呵呵地说出心里话，那该多好啊！
再一次谢谢你们！
200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