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今次的危机,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金融地产领域的“非典”疫症,是因其同广东、北京等地渐缓的疫症相近,先于个别人身上发作,然后出现瞒报、缓报的压制新闻报导现象,渐渐形成国际上广为人知的大案要案,案情被迫展示,有涉案官员撤免,引发各界对制度建设的关注。上海的周正毅、钱永伟、刘金宝的案件,至今为止的前半段,确实在走SARS疫症的流程。
但周正毅等人的案件,从北京媒体挖出来的事实来看,却是一起典型的经济大案、腐败大案,这起案件目前已涉及到上海近十间银行,有关贷款金额在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有关的项目涉及到上海的七个区。由于新农凯、万泰两间公司又在香港控制上市公司,案件又涉及到更为复杂的中港关系。目前周正毅已在北京开始坦白,检举到上海前副市长级人物,坊间传闻更指案件涉及更高层人物。这起上海“五十年来最大的经济案件”,在上海官员被看成“上海的东方广场事件”,不是没有道理。
八年前的北京东方广场事件,是一个建设项目,引发起政府与民间的对垒,地方与中央的对抗,最后是江泽民顺藤摸瓜,剪除了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今天的“上海首富”案,与之情节有异,是否会起到相当的震慑作用另话,看来也不会出现剪除“上海帮”的结局。
这起案件的调查,是由前朝留下来。温家宝当年主持中央金融工委,在调查前中银董事长王雪冰案中,已发现刘金宝的问题,但他隐而不发,没有将案件与王雪冰的事一起查办,而是移交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由尉健行主持的中纪委,已有初步的调查,但因交班在即,也将案件暂扣,移交给其接任者吴官正。因此可以说,这起大案,是新一届中纪委,也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第一件大案。
由于这起案件背后的政商关系极度复杂,涉案金额可能又是继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汕头走私案后最高的一个,加上现在的资讯自由度相应提高,这起案件的处理,实际上是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等人手上的一个烫手山芋。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起案件昭示出典型危机,是因主要涉案者玩的把戏,都是在政界广结善缘,争政府项目圈地,拿国有银行贷款,在香港和上海收购上市壳公司,再玩一系列转让、套现、收购的游戏。这种手法,在大陆的部分新富中,已是典型的把戏。
而这类案件导致的结果也是典型的,像刘金宝这类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被拉下水,是结果之一,而银行被迫接受新的不良贷款,是结果之二。中国大陆的国有银行,未偿还贷款中约四成是不良贷款,现在要打消这些不良贷款,需要投入二万四千亿元人民币左右。在其他国家,这当已跃过金融危机的风险控制线。
更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再次昭示典型的政治现状。今次案件细节有待披露,但大陆地产界典型手法,是靠在一个权贵身上,才能拿地,养下一个银行高层,才能钱来有源。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说,九十年代后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金融业腐败尤为严重,出现高官家人涉案增多、高官因女人犯案增多等现象,上海大案正合这些判断。现在受到冲击的,不只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不只是呼吁资讯的公开,中共的干部任免制度、干部监管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体制,都要进一步去反思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