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街头的报刊摊，几乎都是自由的展示。那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反共的、中立的、色情的和亲共的各色杂志报纸，全都亲亲密密挤在一块儿供人选择。不论这些媒体的内容是如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它们都像契诃夫说的：“大狗小狗都要叫”，就用自己的嗓门叫唤好了，绝不因为某只大狗腔调大，就可以剥夺其他小狗叫唤的权利。
当时的香港人，似乎并不太稀罕英国人给予的这些自由，他们行步匆匆，忙着“搏命”挣钱。而我本人在短暂的欣喜过后，很快就为了生计，一头扎进餐馆热气腾腾的洗碗池中，也深深地体会到：有了自由并不等于有面包。香港是一个重利的商业社会，港人极其务实，大多数人不愿过问政治，以致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动物”。
然而，当昔日并不觉得珍贵的自由面临失去的危险，只问金钱不问政治香港人猛醒了。他们发现，想要只做“经济动物”已不可能，自由不存，经济繁荣不再。《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将从根本上动摇香港的根基，侵害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更会瓦解香港的开放社会和健全制度瓦解，损害香港的经济繁荣和国际地位，形势异常严峻。
就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六周年的日子－－－2003年7月1日，五十万市民走上街头参加大游行，强烈表达他们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关心。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使23条立法争议出现戏剧性的、石破天惊的巨变：由于经受不住民意的强大压力，自由党和田北俊，抽回对董建华方案的支持，重新提出推迟立法的要求，并且做出了辞去行政会议成员的强硬姿态。而后，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被迫发表声明, 表示决定将国安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
7月7日瑞典时间凌晨二时，我仍然守着电脑捕捉来自香港的消息，激动得无法入睡。在思考香港民主的前景，以及这一巨变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时，笔者最为关注的，是香港这次抗争中展示的浩大的民间力量。
当年，笔者曾经参加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那次参加的人数是五万，而且是在香港人有闲暇的夜晚。当时有人说，因为晚上光线暗，参加者不必担心被中共录像报复，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敢于参加。而这次七一大游行，五十万参与者却是在明朗的大白天，无畏地表示自己的反抗。这不但说明官逼民反的程度，而且说明，香港的民间力量已经相当成熟和可观。
发起七一大游行的有四十五个香港民间团体，其中有人权组织、新闻界、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及专上学生等。他们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有的有政治性，也有的过去不问政治，而在这次却被逼得“政治化”，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团体，联合组成了“民间人权阵线”。其发言人蔡耀昌说：该组织的宗旨是在民间推动一个公民社会，推动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代表自己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他们不信自由唤不回，不信几十万人上街不能阻止23条立法。他们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决心和道义力量。滚滚的怒潮，震动了当局。于是，不肯与民为敌的自由党开始倒戈转向，这就基本确定了港府和保皇派的败局。被比喻成一把悬剑的23条，终于暂时被当局收回。
人们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的自由党和田北俊表示“尊敬”，人们赞赏董建华终于愿意向民意“投降”，而我，首先为香港民间力量－－－四十五个团体感到骄傲。他们面对针对香港的“逮捕令”－－－23条，没有祈求“明君”的恩赐，没有梦想当权者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威，而是充满独立性地站立起来，竭力推动民间力量的联合与壮大，向独裁者勇敢地说“不”。这种强大的民间压力，在香港特殊的条件下，终于导致局势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
这次香港的巨大胜利，给中国大陆人的启示意义是深远的：只有民间的努力，才是推动中国变化的根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