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那天，陪友人路过天安门广场，因为布莱尔先生来访，把整个天安门广场全部封闭，从前门沿天安门西路去长安街，走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马路边，突然冲出来一警察，用极其威严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呵斥到“不许往前走，没看到标志吗！”，细看才知，刚才还空着的地面，一眨眼在小树之间拉上了警察标志的布带，朋友急了，结结巴巴地问“要去长安街怎么办？”，那警察不耐烦地一挥手，“绕着走”，估计一下地形，只能从人民大会堂南侧再到西侧，朋友时间有限，急急忙忙，满头大汗走到人民大会堂西侧，见到前面有几位行人正沿着马路边行走，就跟了过去，谁知又闪出来一警察，年轻的孩子气的脸已经严肃得有些扭曲，又呵斥道“走那边”，我们都糊涂了，转了半天，还要“那边”，又没有任何标记禁止通行，凭什么一警察站出来就驱赶，朋友不服气，按直线多走了几步，那警察觉得威严被挑战了，声音提高了八度，警告之声“你再走试试”，看着足有1米9以上的壮实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只好作罢，再寻它途。
其二，朋友要看天安门升旗，3点多钟就爬起来，赶到天安门正好4点，谁知被铁栏杆围得严严实实的天安门广场，只在东西两侧各留了一个不足十米的口，还不准进入，一排武警把大批人群隔在马路对面，还不停地吆喝，就象吆喝一群羊。4点30分一到，武警一闪开，数千人撒腿就狂奔，连铁栏杆都被掀倒了，如果有一个小孩老人不小心跌倒，后果不堪设想。跑得气喘吁吁，看着偌大的广场，大家还以为可以一饱升旗的场面，谁知还有近500米远，一道大绳，一排武警把大家拦住，到此为止，人们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不堪，不时爆发争吵，可怜跑不快的孩子和老人，只能在后面看别人的后脑勺，前面的武警还不时呵斥。具备强烈对比的是，在离旗杆5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群特殊的队伍，颇自得地站在那里。升旗时刻，大家伸长了脖子，也没有看清楚负责升旗的武警战士的胖瘦，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当国歌声响起，蹲在地上，方便后面人看的人们自觉地起立向国旗行礼时，竟被武警大声喝止“不准起来”。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啦，按理，通过天安门广场也好，看升旗也罢，大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普通百姓，都是怀着对首都，对天安门广场，对升国旗的感情，怀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自豪感和主人感，来北京旅游、消费的，北京怎么可以用这种管理方法对待他们。
第一，欢迎布莱尔先生的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东侧广场，与天安门广场隔着一条马路，人群在纪念碑前方活动，以天安门广场之大，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至于人民大会堂西侧，隔着巍峨的大会堂建筑群，几个行人更不会有丝毫“威胁”，为什么非要如临大敌地把人们赶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按媒体的说法，是进行国家意识，爱国主义思想培养的场合，把人民群众隔在几百米之外，模模糊糊地“感受”了威武的武警队伍，看着因为距离太远而“变矮”了的旗杆，还体验了半天等待和拥挤，还有武警们大声的吆喝，那份庄严和自豪顿时大打折扣。
我认为，这是某些管理者心目中，对进行重要场所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本末倒置的现实反映，我们进行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社会的稳定祥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愉快安宁，而某些管理者却把管理的目的专注在如何方便管理当局，然而，最方便的当然莫过于管理空无一人的马路、管理空无一人的广场，说句“大话”，这是有违于我们党、人民警察、人民武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的。
第一，外国友人看到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友好的笑脸，随意的走动，有什么不好，况且隔了这么远，有大批忠于职守的警察、便衣、武警，最重要的是富正义感的，爱国、爱安定的人民群众，我们怕什么？
第二，人民警察警员和人民武警战士长期、经常地呵斥、吆喝那些应该是他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本来乐呵呵的各地来的百姓，一是必然滋生一种可以“管人”的优越感，逐渐地淡漠掉警察队伍和武警队伍的人民感。
第三，人民群众在首都受到这样的“待遇”多了，对国家，对警察，对武警不免产生隔膜感，进而对社会，对公众事务，公共道德产生冷漠感，认为什么都不干自己的事，“我算什么呀”。
第四，给人以缺乏自信心的感觉，核心是不相信群众，不敢于把人民群众置于社会管理的主体位置。只依赖少数专业队伍，放弃了走群众路线的传统。
记得66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从电影记录片上看到，场面可以用狂热，甚至混乱来形容，而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手里，只是一本《毛主席语录》而已，毛主席照样乘车在人群中穿行，为什么，因为在毛主席心里，认为在人民群众当中，他是安全的。
今天，文明进步，朗朗乾坤，北京能不能用比大量的、无处不在的铁栏杆和警察、武警更好的，更人性化的管理方法，来代替生硬的，冷淡的管理，善待全国各地来的人民。
世纪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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