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明里，“以法治国”这话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宪政前提下的“法”，不是无宪政限制的任何别类法，所以它就不是简单的履法、守法。宪政的底线是----制度、法律必须合法。
宪政能告诉我们的是：一切主观的，精神的事实都有个合法性问题，原因是这样的事实来于人，不来于天；而凡客观世界的事实就都天然合法，因客观事实都直接来于天，天即含法。
合法性到底是什么？最简单也最概括的回答就是----凡原因能追到天（自然）的就是合法的！
所以人的存在天然合法，只有行为才有个合法不合法，从直接性上说，行为不是由天而是由人心发动的，那么它的原因就是主观的，可选择的----既可以发生也可以避免。宪政的意思就是：凡客观事实是法所认定无条件合法的，而对一切主观事实都得问其是否合法----也就是不许人把主观能力运用到客观性以外去，法律就是根据客观性来规范主观性，既根据客观性也就出自客观性。
胡锦涛的这个问题所忽略的是：国家制度、法律也是主观精神的产物，是选择的，它的原因也不直接是天，因而国家制度、法律并不必然合法，就不是简单地有个以法治国便万事大吉，还有个先决的条件-----制度、法律的首先合法。
上边已讲了：天是法的根据和出处，合法就是让发动行为的动机符合天律。
胡锦涛这个问题的提出证明他对“以法治国”并没有完备的理解，他说的只是“立”的意义上的法，而缺少对泉源意义的追踪。他是不知道呢或是故意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共和制度，依不合法的法来履治怎么会不遭到抵制，不越治越乱越烂呢？当然胡锦涛的话所指控的不是民众，是他的党本身，他却没有知道他这种指控是以上临下的，他的指控要通过被他所指控的那些人来贯彻，这些人都可以从自已方面再来以上临下，只有到了民众才没上可以，没下可临，所有的霉就都倒他们头上，却再无处可临。正是政治制度、法律的不合法才给执政者、履法者留下了玩弄法律的孔子。
不错，是我们说“合法就是让原因符合天律”，但这个道理却不是我们的私产，它能经得起任何阶级、党派的辩论、证明，谁也不能证它为伪。你能来证它，证明它是道理，你证不了它的伪，证明它是真道理。人类能从道理出发，才有了用法律来建立秩序的要求，才提出合法性；所以“制度、法律”的本身也是用道理完成的，也是一些道理，因而合法性也就是道理的真值性，或者以真理为支持。也只有真理才不能被证伪，也只有不能被证伪的法律才具有可靠性----因为它真，也没有可躜的孔子。
我们说的这些就具有做为一种公理来判别任何制度和法律的有效性。我们就可以指控中国的制度、中国法律就非法。
头一个指控就是：“决不能放松一党专政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语）”。这话的本质是赋予党以无条件的合法地位，在上已经证明无条件的东西只来自天（自然），人心（意志）就是这里说的条件，党是人的意志产物，天只造人并不造党，因而在天理里只有人的合法，那里连的党影儿都没有，哪来的党的合法性？党来自人意，党的合法性就得经受从人意到天的还原，这个还原的最终结果就是：任何党只有在政党背景之中它才合法，对着他党的才是党，而中国只有共产党，它不存在在同级事实（其他政党）之中，而驾临整个国家之上，这就是它的非法性证据。为了这一非法地位，它又伴以两条非法工具与一条意识形态----“马、列、毛、邓、三”的指导地位和残酷的专政，以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些都是在天律里找不到也还原不进去的，毛泽东、邓小平、江贼民谁也没求证过它们是否有真理上的可靠性，只用外力赋予它实践上的权威性，它不是真理当然不会在实践上具有可靠性，只好用砍脑壳投牢狱来维系。因此说，胡锦涛的这第二个为什么的正确提法应是----
用来治国的法律为什么总是失效？
从现象上（即事实）看是习惯势力，长官意志的践踏、破坏，但本质的问题是制度、国法的实际失效，所以就可从失效这个果推出它不真这个因----它不是出自天律，不能还原回天律。这些法律没有客观的出处，与它要加以规范的对象（人）的性质不相符合，就必然失效。假前提里怎么能提出真结论？清华大学毕业的胡锦涛该懂得一个常识：任何答案，只有答对了（为真）才能对到一起，错答案是错不到一起的。无论是被法所治者，还是拿法去治人者所能适用的都只能是合法的法律。
二、以法治国不是治人，是治出有效性的法
任何民族的昌盛的历史时期，都不是由法律的严厉造成，而是由制度、法律的恰当所造成：顺天才能应命，所谓顺天，就是人类既是天的造物，就不可能脱开天的规律，要想达到大治，就是去顺应天律，用什么来应天律呢？当然是制度与法律。因而开明的治国者所治的是制度、法律，他们孜孜探求的是规律，让法来符合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规律是万物所遵奉的总原理，社会又焉能例外？所以越是人类幼年，其活动越是主观，所谓文明、进化，也就是自觉地把人看成客体，对人施用一种客观持平的态度，不向人提出要求。所以现代宪政条件下就不以制度为本，也不以法律为本，更不以意识形态为本，宪政是以人为本。本是什么？本就是始源、依据、出处，宪政是把制度、法律仅看成是人的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因而就不赋予制度、法律以神圣地位，时刻准备牺牲自身以满足人性。
不错，制度是给人制定的，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但是，制度和法律都是因为人有性，这些性质要实现，实现又涉及到互相的关联，才根据着人性实现之需要而形成。服从并服务于人的性质，才是法的理由。因为它们对人有价值才成为人所必要的，因而：法不是人的权威而是奴仆，是向人提供安全与保障的工具。
宪政与非宪政的根本区别是：宪政的底线只是建立在对人的承认上的，被承认的对象具有些什么性质，有些什么能量，承认是不加干涉的，只是尊重，不是去占领，是根据着人性来制是法律，是量体裁衣；而非宪政的政体、法律则没有这个底限；制度、法律对人不是承认，而是驾驭关系，是用法律的威权来制服人，不问人的性质是什么，是削脚以这鞋的勾当。制度、法律就只是统治者用作驾驭他人的借口或工具，就像眼下处在圈地浪潮中的警察、司法，纯是些土匪。
我们不妨认真自问自答：难道人是为弘扬制度、神化法律才出生为人的吗？不是！人是没有任何原因，不冲着任何目的就出了生，成了人的；因而天把人造成个什么样，人就活个什么样，天给了人些什么能力，人就充分地使用些什么能力，不能在天造、天赋之外向人提出义务。人之成为世界事实所服从的是天律，天律对人是他律；而人有目的、有选择地去行为所服从的却是自律。胡锦涛的追问是从完全的自律出发，他没把自律不是终极的考虑进去----自律是客体事实的自律，人有了能够的能力后才能去自律，所以：人能够自律并不改变它还是客体事实这个始发的本质。人所能自律的范围其实是他律所许可的，人怎么自律也律不到他律的范围之外去，不服你试试：你自律想不死，想枪刀不入，能吗？他律不许，意志一点尿也没有！
也就是说：宪政就是把人只看成客体事实的政治制度，人是客体嘛，法律就让人顺其自然地往下活。人有些什么，能干些什么，制度、法律全不去过问，不去干涉，法律只限制超出了客体性的那些行为----宪政是不谋求对人的驾驭的制度。
非宪政的制度、法律可就另有用心了：它只冲着人具有自律能力，就专提些约束的规范，把人变成驯服的工具，变成任人污辱、压榨的材料，以这样的法来治国，怎么能不越治越乱，越衰败呢？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提“以法治国”，而是以什么质量的法来治国？以宪政之法还是专政之法，还是暴政之法？
我们就很诚恳地回答胡锦涛：他传达出的“以法治国”要求，只是他的一厢愿望，那怕很虔诚，也不足以使国治。他的以法治国一没有切实步骤，二没有对他所接手的制度、法律做合法性考量，怎么会不受到来自他的党内的力量的践踏、干扰、破坏呢？他没有清醒的是：不是空谈以法治国，而是确立宪政制度，确立出合法性的法律。
所有献身时代责任的人都应铭记的原则是：治国不是对着人的，治国是对规律的发现与揭示，也就是尽一切努力让制度、法律符合天律，谁能最大限度的建立起与天律一致的制度，法律，谁就能造就出生动活泼并且国泰民安。胡锦涛应当明了：“治”字既是行为又是结果，所为“大治”就是至善，善是满足，不是苛求，从一个已经的东西为本才有满足，才是善，根据着一个已经的东西的需要这样一种联系才是真，没有制度与法律上的真，哪来的善？说到底还是要归结为已说的上两篇文事的同一个结论：共产主义是假货，胡锦涛的以法治国所依的还是这堆假货，怎么能达善呢？因此，不是依现有的制度、法律，而是重建宪政制度与法律的以法治国。
宪政的重要之处是使人人平等不再是空谈，赋予它切实的表达渠道----言论的自由，公民政治权利的保证。政权是施政的条件，施政是对着国民的，政的好坏，实施上的优劣都直接影向国民的生存质量，老百姓可以不问政权如何，但能不问自己生活如何吗？老百姓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呢？老白姓能有什么武器呢？老百姓有的就是一张嘴，老百姓的武器就是言论。只有言论自由是抵制习惯势力，长官意态的唯一有效武器。我们能注意到胡温这几天的表现：提前报导四中全会，为全会作的舆论准备，两个监督网站的开通，人民网注入的新气息，以及胡最近的言谈，所以我们才给以支持，我们的支持是一种以针见血的揭示……当然我们的支持是以求真求合法为唯一目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