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克里在内，民主党的名流和好莱坞的左派影星们，轮番到党代会上演讲煽情，讲来讲去，无非是左派的传统理念，要扩大税收，扩大福利，扩大政府，要实行社会主义那样的均贫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主要是攻击布什政府武力铲除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
这种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更在欧洲回响。美国 “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研究员 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 曾就此撰写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 《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 一书，比喻说，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即美国的气质更像男人，而欧洲像女人，由于实力和气质不同，才发生分歧。但从美国民主党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来看，这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而是西方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理念不同，通过这场战争而更显现出来。因而按卡根的比喻延伸，应该是，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这场分歧，其实主要围绕在三个价值上。第一，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面对左派的批评，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总统最近仍强调说，自由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礼物，美国有道德责任帮助伊拉克人民重获自由；而铲除萨达姆，是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这个“礼物”的先决条件。从巴格达被解放后，迄今人权组织已在伊拉克发掘出三千多秘密尸体掩埋地，估计有三十万人被萨达姆杀害。
而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却认为，只要伊拉克没有大众毁灭性武器，美国就不应该武力倒萨，那里的人民有没有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事。七月四日克里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不应把战略目标定为在伊拉克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而应该把目标定在维持那里的稳定。布什强调自由，克里强调稳定，哪一个价值更有人性，更承担人类的道德负责？
第二个，怎样看待中东问题。布什为代表的西方右派认为，铲除萨达姆政权，等于在 22 个从无真正选举的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在地缘政治上，把民主之风吹进“中东”，促使那里发生变革，改变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通过斩断萨达姆对阿拉法特的支持，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而克里所代表的西方左派，则倾向和萨达姆“谈判”，虽然自第一次海湾战争，西方已和萨达姆谈了十年而毫无效果，但克里、希拉克、施罗德、克林顿们，就像当年的张伯伦执着地相信希特勒一样，相信他们的萨达姆们也会“良心发现”。美国付出两座世贸大厦和三千多生命的代价，仍没有使今天的张伯伦们清醒。
第三个，怎样看待恐怖主义威胁。布什等保守派认为，不能等发生了 911 ，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再采取行动，而应先发制人，用军事手段把那些“拉登们”事先铲除。萨达姆不仅曾使用生物武器杀害库德族人民（五千人遇难），还一直不真正接受联合国的核武检查。而且萨达姆政权和盖达组织勾结，塔列班头目在巴格达活动，都是公开的秘密。一旦核武或生物武器落入恐怖份子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由于结束了“邪恶轴心”中的巴格达政权，另一个小邪恶利比亚才被威慑得主动放弃核武，而另一个中东小霸王叙利亚，也才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恐怖份子。
而左派的愚昧就是永远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在西方自由世界艰难地和共产世界较量的 20 世纪，西方左派从来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今天共产主义失败了，人类付出了超过亿万生命的代价，但西方左派丝毫不忏悔他们在冷战中成为共产世界同盟的耻辱。今天则又理直气壮地出来，继续抗衡以布什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反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西方左派的这种杯葛，拖后腿，和严重内耗的攻击，只能使自由世界和被奴役的世界同时都付出更大的代价。但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有张伯伦，就一定会产生丘吉尔，而且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丘吉尔”和坚信自由价值的人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 2004 年 7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