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翻身作了做主人。要知道远古以来，古代经济活动被淹没在各种“非经济”的关系中，不把“经济”当“经济”，商人从来是天不收地不养的弃子，处于社会阶级和价值评判的末端。
可是且慢喜气洋洋。要翻身作做主人不是无条件的，要讲清教徒精神。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判断是由共和国的“天眼”顾准用一生的智慧看出来的。朱学勤《在地狱里的思考》中说，顾准无缘读到韦伯原着，但是他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说出了韦伯，说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并指出《资本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郭宝胜兄出版的的姐妹篇《敬业》和《天职》是用通俗的语言来完成顾准交待给我们的任务。
在我看来，中国缺乏韦伯说的清教徒精神就像李约瑟难题一样，中国的科技发展缺乏自足，本身没有自己的逻辑，做诗的功夫在诗外，必须依赖于科技以外的东西，中国商人不把赚钱作为目的，钱财乃是身外物，是生活的工具。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是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体现，在中国却被嘲笑成什么样子了？
一个单纯利己和严格的经济人，不会被吸引到为盈利而盈利的局面。我曾经见过很多人，开了工厂获得第一桶金后，不是再投资进去，而是建豪华房子，好赌摆阔气，修墓感谢祖先。尽管他们都是精明的商人，但传统文化让他们就少了一个筋，不想让母钱变成子钱，子钱变成孙钱，越滚越大。这一点是中国商业思想从来没有打通的“任督二脉”，没有打通，就不可能成为五元聚顶的不世高手。
一个经济人没有作为清教徒精神正宗内功，一方面让金钱服从于自己的身体欲望，努力增加快乐并减少了痛苦，花大把的钱在吃穿上，另一方面因为境界不足而走火入魔，不讲道德，损人利己。 所以商人要变成第一阶层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可能虽然身子在金字塔塔尖，却遭人唾骂，说成是强盗、小偷。也就是说成了两截人，上半截是受艳羡的，下半截是受诅咒的。清教徒精神是商人独自面对上帝的拯救，其中包含着商业道德。没有清教徒精神，也就无法支撑商业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天职》一书要专门开一章第一章来谈论信任问题的原因。
韦伯说清教徒精神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力，是推动美利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信仰力量。既然我们想要成为美国那样经济强大的国家，那就依法修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