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间力量的形成和释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促成了中共体制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移，国人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八九对学运的镇压，更加擦亮了民众眼晴，增强了人们分清是非善恶的能力，从而对专制政权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反抗情绪，令中共的权威和信誉土崩瓦解。用《红楼梦》中凤姐的话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
六四事件仿佛一道历史的分水岭，民间与官方的信誉和道义份量彻底掉了过来，中共批啥啥香，禁啥啥响，抓谁谁成英雄。中共宣传部门不得不从“主动进动”一变而为“被动防守”，中共对异已的迫害和镇压不得不从公开转向地下，从冠冕堂皇变得鬼鬼祟祟，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甚至采取类似黑社会、黑手党的手段。龚自珍《尊隐》曰：京师失道，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不但人民，连祖宗神灵也对于京师悲观失望瞩望于山中之民。文中所描写的晚清社会危机四伏、日暮途穷的景象和京师势轻、山中势重的局面，正是当今局势的写照。龚氏文中与京师处处对立的山中，指的就是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的壮大和发展，首先表现在民间人士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例如，在打假、“防艾”、反腐、扶贫帮困、文物保护、保护母亲河、喝止怒江大坝工程、珠海嫖娼事件等等活动、工作或事件的背后，都活跃着“民间”巨大的影子，而且很多“工作”始终是或多数是“民间”在唱主角，政府或迫不得已才出场敷衍几句，或一开始唱反角，后来又扮演“下山抢桃子”的卑劣角色。如艾滋病防治工作，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她自费40多万元出版了30万册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人遗孤。她还先后走访了河南省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河南农村艾滋病患者缘于1995年兴起的“卖血经济”。但是，高耀洁的行动一开始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反而处处受到刁难。她收到了世界卫生理事会的 [健康人权奖]的奖牌、奖金和路费，政府却不准她亲自去领奖。政府还一直禁止或阻拦她去各地做预防爱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地方官员多方阻挠她的工作，在海外媒体报导河南艾滋病问题以后，还指责她和敌对势利勾结。还有，万延海的爱知行动项目进入有组织活动以来，项目人员相继受到各种调查和滋扰，万延海被迫辞职，万先生个人还曾被北京国家安全局关押了一个月！迫于联合国的压力和面临爱滋病局势的异常严重性，政府才不得不羞羞搭搭地公开一些爱滋真相并略予关注，却来大肆宣传“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云云，欺人乎，欺天乎！
其次，民间力量壮大和活跃，表现在民间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从个体性维权向群体性维权的发展趋势。由于政治上受尽压迫、经济上受尽剥削而沦为弱势群体的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对于社会不公和自身的苦难越来越敏感，民间自发的维权活动此伏彼起，而且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由百姓、私有企业、社团状告政府、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民告官的纪录不断被刷新；市民、职工为了争取合法权益和基本生存权而游行、示威、集会抗争；农民的抗争活动更是野火四起。据《看中国》报导，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内部通报：十月份，全国有十七个省（区）、直辖市属下一百二十二个县的农村，先后发生了七百O五次农民游行、示威、集会的抗争活动，有二百多万人次参加。在无处伸冤、官逼民反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农民起来抗争，公安、武警出动镇压，造成损害、伤亡的有八十二起；忍无可忍的农民冲击县市党政机关，事件中总共有三百二十多人伤亡，其中，农民有两百多人受伤，伤重死亡的有数十人。事件中有近百辆公安、政府车辆被怒不可遏的农民砸毁、焚毁，二十多所政府建筑物被不同程度损坏，有十五所政府仓库被搬走近二千七百多万元的轻工商品。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成为自焚、自杀、跳楼等极端抗争、激进维权行动的多发地。各地大规模官民冲突也在增多，如重庆万州区几万民众包围区政府的流血事件和四川汉源发生的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众集体冲击政府事件。
同时，互联网的诞生为民间维权大开了方便之门，网□维权活动已成为中文网一大独特景观。孙志刚案、刘荻案、杜急蟀浮⑺锎笪绨浮⒛隙及浮⒗钏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