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岗山的末代绿林，红色枭雄袁文才、王左之死 百年风云：鲜为人知的红军肃反内幕

在毛泽东上井岗上之前，井岗山上有两位山大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左。正是他们接纳了毛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但也正因为如此， 毛一想到袁文才和王左，心中就微微的颤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昔日称雄边界的山大王，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1927年1月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袁文才对中共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低估的，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中共度过了难关，没有袁文才的全力支持，毛的秋收起义队伍就上不了井岗上，万事开头难，井岗山就是毛泽东赖以起家的风水宝地。他们俩后来都被毛所杀害，矛盾之一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端，本地人就是他们这样的土籍人，外地人就是客籍人。一般来说党内权利的分配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湘赣边界的党政领导权素来是操纵在土籍人手中，就宁岗这个地方而言，土籍人跟客籍人差不多少。不管袁文才怎么力争，九个常委中只能获得两席，“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是当年流传的原话，形象的画出了两籍争端的鸿沟。既然党、政重权尽操龙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客籍只能好生保重手里的枪杆子了。

以袁文才为团长，王左为副职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基本上清一色的客籍。龙超清、谢西安等人想要打破这种局面，想方设法以县委名义从袁文才那里调枪、借枪。袁文才就是不理睬。龙超清等人就从外县购枪，同时向红五军求援，几经努力，终于拉起了有六十三条枪的队伍，他们的官兵是清一色的土籍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百余人的武装是冲着袁文才和整个客籍建立的。对于这种情形，袁文才、王左对龙超清等人的戒备心理也就更重了，双方不断的发生摩擦和争论。袁文才对龙超清和永新地区的朱昌凯、王槐等人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年青书生，本事不大。这种自傲的心理自然会在其它一些场合表露出来。比如说为了一只精美的勃郎宁手枪，袁文才当众从龙超清的腰里夺去，使年青的县委书记颜面扫地，心生恼怒。袁文才有生以来唯一的相好叫陈白英，当时任宁岗县委书记的谢西安也慕其姿色，暗中插了一手，不料有一回与袁文才打了个碰头，于是醋坛子打翻，两人关系从此恶化。世俗的偏见以及共产党内的风气也决定了袁文才和王左最终还是要遭厄运的。

这首先是中共中央对榆林土匪的政治歧见，起了先声夺人的错位指导作用。中共六大有个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试用，暴动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该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对待，即便他们帮助暴动也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铲除。着个文件辗转了近半年，才由国民党第三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设法送去了井岗山。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传达的时候跳过了这一段没有念，会后在小范围内找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正林、邓甘元等商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袁文才、王左的情况不可与土匪、绿林等相提并论。中央的这一政策对他们不适用，更谈不上执行的问题。毛泽东离开之后，几任边界特委书记对袁文才、王左根本没有一点好感，连毛泽东的堂内兄，扬泽明对袁文才、王左的看法是始终把他们当做十恶不赦的土匪。他于1929年2月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到“边界的土匪分为两部，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左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而且有能力，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甚至全然不接受，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的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需特别注意才行”。

边界的特委书记邓甘元把袁文才、王左划为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力主按六次会议所决议的干。这位特委书记还说“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潜伏已久的灾祸终于降临，那是袁文才自己点燃了灾难的导火线。在1930年2月上旬，袁文才指挥部下几经努力，好不容易活捉了查林、宁岗等三县国民党联防团团总罗克少，将他的拥有十八个工人，数台机器的小型兵工厂搬到了宁岗。找罗克少是预谋已久的想法。袁文才和王左等人的动机是利用罗的兵工厂造枪，造子弹。袁文才对罗采取了软化，感化的策略，以理待之，如同贵宾。他对部下说过，“你们都劝我杀掉这狗贼，杀他有什么用，我们缴到了他的工人和机器，但不由他出面，我们在长沙怎能买到钢铁、洋硝？哪又造的成枪弹？也有人提醒说”世事复杂，其他人到不考虑，特委那边要特别小心，应该向他们报告，这样有好处”。袁文才摇着头说：“日久见人心，事实自能塞住他们的口”。可是袁文才不曾想到，罗克少事件引起了滔天的波澜。

在滚滚的波涛之中，蕴藏着看不见的杀机。宁岗、永新两县传出了“袁文才勾结罗克少反水，袁、王要另找出路”之类的谣言，遍布城乡，沸沸扬扬。那些真真假假，加在一起的传闻，传到特委一帮人耳里，使得书记朱昌凯和常委龙超清、黄怀、谢西安、彭文翔等人着急的不得了，连夜商议对策。朱昌凯、龙超清等人知道，要铲除袁、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袁文才、王左他们的部下有700多人，战斗力不亚于红五军，想要硬硬梆梆的对付，恐怕达不到好的效果，还要引火烧身反受其害。设下香饵钓螯鱼，安排软锁套猛虎，朱昌凯等人深谙此道。精心设计的策略一是设计骗杀，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于是1930年2月19日，一封伪造毛泽东签名的指示信，送到袁文才手上，信称“根据红四军前委决定，各县地方武装统一编为红五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左为副，集中永新县城河边，与红五军一道攻打集安，命令袁、王部队务必在2月22日赶到”。袁文才、王左于2月22日率领他的700多人开赴永新城。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组织了千余名群众在街上列队欢迎，晚上特委在萧家祠设宴招待袁、王所部的主要干部和各县卫队的负责人。大家喝酒聊天。2月24日凌晨，大地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按照计划分路行动，朱昌凯带人赴一家巷22号，将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铺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翔带领，直奔萧家祠对付王左，由于促不及防和群龙无首，被布置妥当的对手打得四处逃窜，最后袁文才、王左的700多人全部被缴械。

井岗山的末代绿林，红色枭雄，就这样惨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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