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3日，范亚峰博士在网上贴出《太石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村》一文，印象中记得他是把广东太石村的罢免村官，与安徽小岗村的承包土地，作为中国农村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相提并论的。而在笔者的心目中，当下正在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只是1992年12月发生在天津大邱庄的黑恶暴力事件的放大重演，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倒退的最佳证明。
一、回眸大邱庄
新华社资深记者范银怀，是天津大邱庄由弱变强再由盛而衰的全程追踪者和见证者。他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发表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中，详细介绍了大邱庄事件的来龙去脉。
大邱庄位于天津西南方向的静海县团泊洼，1977年，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连选连任之后，开始实施让“能人”先富起来的创业规划。他带领“能人”们从创办冷轧带钢厂起家，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跨越式发展。
1984年9月，新华总社记者林沫、范银怀第一次采访禹作敏。9月18日，正在按照邓小平指示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大邱庄，对禹作敏表态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
于光远的到来，成为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采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赎买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的暗箱操作，从黑社会性质的地下交易，变为黑白两道的合法经验。1985年1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1988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大邱庄视察。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禹作敏更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新闻人物”。
在大富大贵面前，禹作敏表现出的不是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而是权力失控状态下人性黑恶的另一面。大邱庄从此成为禹作敏专制独裁、为所欲为的家天下。1989年4月10日，范银怀陪同专家学者来到大邱庄，禹作敏得意地介绍说：“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死在会议桌上，连最原始的财务管理制度都不具备的华大集团陷入瘫痪，浮现出来的是3亿元债务的糊涂账。一直把大邱庄认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的禹作敏气急败坏，在总公司会议室里私设刑堂，对相关人员进行审讯拷问。12月13日，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在会议室里被活活打死，从而导致司法机关的公开介入。
一直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黑白两道的独裁专制提供服务的禹作敏，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也是国家机器的专政对象。他公然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对抗司法机关的愚蠢野蛮行径，直接导致以江泽民为首的最高当局的重拳出击。
1992年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拘留。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8年10月3日，因为苦心经营一个村庄而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第一“首富”的禹作敏，在保外就医的天津市天和医院服药自杀。7年之后，比禹作敏更加黑恶的村官们，已经学会以出卖土地的方式谋取暴利，然后以轻易到手的暴利赎买更加高级也更加可靠的公共权力。面对全国上下的一团黑恶，禹作敏地下有知，一定会悔恨自己的自杀早死的。
二、太石村的公然黑恶
据徐友渔、崔卫平编写的《太石村事件大事记》及其它相关材料介绍，太石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北部，毗邻港澳、背靠广州，现有2075口人。在过去的几年中，全村3000多亩可耕地中的2000多亩，在没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被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和太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进生等人擅自出租或出卖。
2005年7月29日，太石村400多名村民，根据《村民组织法》向太石村委会、鱼窝头镇府和番禺区民政局提起罢免动议。番禺区民政局明确表示，1个月后给村民答复。
8月3日深夜，太石村会计等2人在村财会室碰响警报器，几百名村民闻讯赶来并立即报警，结果却不了了之。
8月4日，镇委某副书记率领公安和纪委干部前来接管太石村帐目，村民闻讯赶来保卫财会室，并向番禺区公安分局报警，对方不予受理。他们向广州市委纪委和政府监察局紧急举报，市纪委上午答应派人前来处理，下午又反悔拒绝。监察局则直接回答帐目问题由当地政府处理。就这样，村民在党政当局预先设置的以本国公民为敌的制度陷阱面前碰了壁：可能涉及某些官员经济问题的帐目，居然要交到这些官员手中自行处理，这就等于让这些官员公然扮演既是强盗又是法官、既是黑道又是白道的双重角色。
8月16日下午4时左右，4辆载着镇委副书记和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以及便衣警察的面包车开进太石村，在没有出具任何文书和证件的情况下，突然下手绑架该村村民冯伟南。冯伟南被强行带走后，村民围堵了其余车辆。5时30分左右，近500名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和手持棍棒的武警乘车赶来，几十名村民被打伤，1名16岁的男孩被当场打昏，80多岁的冯珍阿婆被摔成骨折。
8月29日，苦苦等待了一个月的村民，收到区民政局不予受理的答复，理由仅仅是村民提交的《罢免动议》属复印件，无效。而在实际上，只要民政局的公务员稍微有一点点“执政为民”的善意，即使复印件确实无效，一个月前接收《罢免动议》时，就应该向村民及时履行告知责任。
8月30日，发现被自己的政府公然愚弄的村民，发表《绝食声明》。8月31日清晨6时，村民来到番禺区政府东门席地而坐开始绝食。
9月12日上午，番禺区政府出动63辆警车、近1000名防暴警察和治安队员，封锁所有通往村部的道路，动用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保护财会室的村民不断喷射，当场抓走48人，然后冲入财务室抢劫了该村的财务帐表
9月13日下午，专程到广东为村民提供法律支持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顾问郭飞熊失踪。
9月15日，《番禺日报》发表《番禺召开鱼窝头镇太石村近期情况通报会》，并配发社论《依法办事，从我做起》。在《番禺召开鱼窝头镇太石村近期情况通报会》一文中，有如下说明：“为了使被围困一个多月的太石村村委会办公场所能够尽快恢复正常办公秩序并迅速对该村财务进行审计，执法部门决定在9月12日上午对经劝告仍然占据在太石村村委会的村民采取清场行动。清场行动开始前，番禺区公安分局和镇的宣传车反复播放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让村民明白遵守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但守在村委会的部分村民毫不理会政府的劝告。整个清场行动约半小时，执法部门将滋事分子带走并依法进行了处理。在清场行动中，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村民的过激行为导致了几名民警受伤。”
太石村的“村委会办公场所”连同“该村财务”，都是该村村民的集体财产，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政府”，都应该在征得村民的同意之后，才能够采取“恢复正常办公秩序并迅速对该村财务进行审计”的“清场行动”。口口声声“让村民明白遵守国家法律的重要性”的当地官员和警察，却偏偏要把太石村村民从他们自己拥有集体产权的“村委会办公场所”强行带走，而且还要把使用高压水枪对付老人妇女，进而公然抢劫财务账表的行为，形容为“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种恬不知耻的公然说谎，只有既黑白两道又贼喊捉贼的党政当局做得到，没有垄断媒体的权力背景的黑社会势力，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的。而所谓的“依法办事，从我做起”，就像毛泽东时代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一样，是党政当局强加在本国公民身上的愚民枷锁：当普通民众真诚学习雷锋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愚忠的时候，毛泽东自己正在中南海里祸国殃民、奸淫妇女。
9月30日，一直追踪报道太石村事件的《燕南网》被突然关闭，《凯迪》、《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国选举与治理》、《公民权利》等多家网站的相关网页也被全部删除。笔者通过GOOGLE能够搜索并打开网页的，只剩下《番禺日报》和《广州日报》的几篇官方报道。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封杀多家网站的黑恶势力，肯定不仅仅是广东省的党政当局，而是来自于最高当局。
三、黑恶势力的无处不在
在太石村事件中，除本村村民之外，遭受包括便衣警察和党政官员在内的黑恶势力成员公然追逐和暴力殴打的，有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人大代表吕邦列，律师郭艳、唐荆陵，《南华早报》记者刘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阿贝尔•塞格雷亭，英国《卫报》记者本杰明。当这些人遭受暴力袭击并且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都依法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告案情并请求救援。一再表白“依法执行公务”的公安人员，从来没有依据相关法律及时出警。当地的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肯于或敢于站出来，为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所遭受的人身伤害承担责任并赔礼道歉。相反地，本国公民艾晓明、吕邦列、郭艳、唐荆陵，都先后受到来自上层的威胁和警告；外国记者的公开采访，也被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孔泉，贼喊捉贼地诬蔑为“隐瞒身份，乔装打扮，……常常批评中国缺乏法治的外国记者缺乏法治观念”。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1992年发生在天津大邱庄的局部黑恶，到了2005年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大面积黑恶。不仅太石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被以陈进生为首的黑恶势力所控制，就连正在开展“先进性教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当局，以及大肆宣扬“先进性教育”的公共媒体，也已经被不计其数的黑恶团伙和黑恶势力或收买同化或渗透操控，作为国家机器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的武装警察，更是在明目张胆地充当着黑恶势力的马前卒和保护伞。
从大邱庄到太石村，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由局部腐败到全面腐败的黑恶化过程。如何在促进民主并且保障人权的同时，应对腐败之后的秩序重建和制度建设，是不愿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有识之士，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
(转载：《人与人权》杂志 12月号 www.tr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