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坪生长在上海，是江泽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兰的娘家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比江泽民小两岁。风流的江泽民从南京的日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去过王家几次，跟王冶坪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两人没真当回事。到了1949年，共产党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了。
王者兰对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气。江上青死时共产党还被称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规劝六弟脱离共匪未果，为了避嫌就尽量不来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认为是自找的，所以虽然自己花天酒地，但从不接济王者兰一家。28岁的寡妇带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二女儿江泽慧接受库恩采访时，说了真心话：“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共产党建政以后，形势反了过来，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头的人，儿女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江泽民为了牢牢抓住凭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遗孤”身份，就要更进一步拉近与王者兰家族的关系。于是，当王者兰再去上海娘家的时候，看见江泽民正和侄女王冶坪谈恋爱呢。王者兰不知江泽民的心思，还以为这孩子和他那无情无义的汉奸爸爸不一样，所以很赞同这门亲事。1949年12月，中共的“开国大典”刚过不到两月，江泽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结婚了。这场婚事把虚构的“烈士遗孤”金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泽民的脑门子上。
王者兰自己则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工作，退休后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儿江泽玲照顾。在江泽民就任上海市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者兰在扬州去世，死时74岁。
婚后一段日子江氏夫妻关系还不错。王在1952年和1954年相继生下江绵恒、江绵康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江泽民在1955年去了苏联实习，留下王冶坪一人在上海带着两个幼子。战后的苏联男少女多，与《山楂树》那种两男追一女的情况颇有不同。早在南京就学会了穿花街、逛柳巷的江泽民到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不久就投入了苏联美女的怀抱。江回国后，眼里的王冶坪失去了魅力。虽然江泽民嘴上不说，但女人心细，王冶坪还是察觉到了。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江泽民自从苏联回来后，就整天哼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他的心里自然是怀念风情万种的美女间谍克拉娃。王冶坪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听了这首歌就尤其难过，她当年带着孩子从上海到长春本来就极不情愿。住惯了江南都市后很难适应东北的严寒天气，再加上江泽民整天不着家，下了班就去和苏联专家唱歌跳舞，王冶坪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常常一肚子怨气。
眼见丈夫回来后的变化，王冶坪感觉江泽民的心似乎还留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尽管她常常有意无意的追问江泽民在苏联平常休息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下班后都做些什么，但特别爱“扯”的江泽民一直支支吾吾，口风特紧，这让王冶坪越发怀疑。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王冶坪的长相实在困难，还讽刺说江泽民家里养了只猫头鹰。不过据长春汽车制造厂的人回忆说，王冶坪当年是厂里“三枝花”中的一枝，颇有些姿色。也许那时王冶坪才30岁上下，正是迷人的少妇年龄，再加上从大上海来的，姿色之外还带了一些都市气质。
王冶坪是学外语的，到了汽车厂没有合适的工作，但因为江泽民是干部，厂里给特殊照顾，安排王冶坪作了个秘书。长春汽车制造厂早期有两个分厂，江泽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厂长时，王冶坪在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王冶坪对江泽民的怀疑不好对别人讲，有次实在忍不住对二厂厂长倾诉出来，在厂长的极力宽慰下，王冶坪终于找到了平衡心理的着力点──红杏出墙。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个时候，这种事传出去非同小可，有人想不开甚至会自杀，但事发后王冶坪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汽车制造厂很多人茶余饭后扯的主要话题就是江泽民戴绿帽子的各种传闻。江泽民假装听不见，但夫妻俩回家就吵翻了天。
于是江找到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的汪道涵，死活要调离长春。江泽民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子，让我怎么再开展工作？”汪道涵对提拔过自己的江上青的“养子”深表同情。1962年，在汪道涵的帮助下，江泽民被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冶坪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被安排在同一单位工作。同时，根本不懂技术的王冶坪的履历上多了个职务“科技人员”。下属见江是汪副部长亲自过问的，就格外照顾，分配给江一套好房子，是位于1960年建的曹杨新村的一套宽大而敞亮的两室一厅的套房。从这件事上江泽民更体会到“权”就是“利”。从此他尤其重视如何讨好汪道涵，“恩师”二字整天不离嘴。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也被安插进了代表团，在出访日本时还绕道香港参观了一通。江回来后，汪道涵建议任命江泽民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的仕途在汪道涵的亲自过问下非常顺利。江泽民此时不但庆幸江上青当过共产党的官，更庆幸他死得早，否则以江上青和江世俊的关系，即使不划清界限，又怎么会这么照顾他这个“汉奸狗崽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