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专栏】由“杀人”的电池联想到的......

作者：天人发表：2006-12-16 05:02

据大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12月10日报道：2006年11月中下旬，广东省惠州市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镉超标女工诉著名电池品牌超霸电池厂商的案子。这已经是女工们在两年内第三次走到法庭讨要说法。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早在2004年8月，惠州市政府曾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与厂家已达成四条协议，今后不论多少年，哪怕是30年，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工人们的权益都会得到保护。然而，大部分女工却认为这只是厂方的一个骗局。

请看几个实例：

一、女工的死亡

2006年1月，打工妹付洪琴死在了自己的四川老家。临死前，她给妈妈的遗言就是：我真不该进那个厂，我进那个厂好苦啊，苦得没法说。19岁那年,付洪琴带着美好的梦想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惠州先进电池厂，当了一名女工，此时的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在给工厂领导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写到：我是一个幸运儿，幸运地进入贵厂成为其中的一员。希望厂领导给我一个发挥我特长的机会。我能尽力做好每件事情。付洪琴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经常加班加点却毫无怨言，而且为了感谢给她工作机会的这个城市，年轻的付洪琴还曾经悄悄地去过惠州人人乐商场献过血。谁曾想，2004年5月份，付洪琴的双腿肿了起来。当地医院说是急性肾炎。付洪琴请假回到了四川老家，检查结果是肾功能不全，慢性肾早衰。付洪琴慢慢变得行走困难，还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排泄不出去的毒素开始侵蚀她的皮肤和其他器官。像付洪琴腿肿的女工，这家先进电池厂的刘红妹见过好多个。刘红妹在这家电池厂是也干了将近十年，她告诉记者：好肿，从脚开始到大腿上全部是很肿的。
今年1月份，付洪琴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到2006年8月份之前,又有两名女工也相继出现了死亡，这让刘红妹和其他工友感到非常恐慌，时常会抱到一起失声痛哭。刘红妹告诉记者：“现在死了三个人。对我们打击很大……有种感觉，好像就是很快要轮到我们了……”

就在先进电池厂的电池女工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惠州另一家著名的电池厂——超霸电池厂工作的谭玲，也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被查出肾有问题。谭玲告诉记者，“尿里面蛋白尿和血尿太高，医生说再不治疗就没命了”。谭玲还被告之，她的肾小球已经开始硬化，而这正是尿毒症的先兆。谭玲在超霸电池厂工作也将近10年，这个消息很快传开。电池女工们担心，她很可能就是下一个付洪琴。但究竟谁会是下一个肾病的受害者，现在很难说。但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女工出现了异常症状。记者遇到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超霸电池厂某女工，她刚到医院去做过检查，她的尿里面出现了红血球。

二、电池厂女工生下全身乌黑的女童

周华琼也是电池厂的女工，就在付洪琴等工友相继患病的时候，她正好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女儿柔柔一落地，她就吃惊的发现孩子跟其他婴儿完全不一样，孩子全身乌黑，脸部还有血管瘤。周华琼告诉记者：“刚开始生下来是乌黑乌黑的，她只有肚子上是白的，其他全都是像这样子的黑”。记者看到柔柔的皮肤呈现一种类似淤青的黑色，她已经两岁了。而妈妈带着她去了很多家医院，但医生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岁的柔柔现在就已经不喜欢别人看她，或者讨论漂亮不漂亮的话题。

付洪琴、谭玲、周华琼，她们来自不同的乡村，她们都来到惠州的电池厂里打工。由于她们所在的工厂都生产一种镍镉电池，所以在她们工作这些年里，她们一直都与一种粉红色的粉末——镉粉接触，但女工们并不知道镉粉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刘红妹告诉记者：“新工人进厂，大概在半个月内，才会慢慢习惯那种味道，非常的臭。机器压下来，“砰”的一声，声音非常大。粉尘就马上可以呼吸得到。正常人如果进到我们车间，他是没法呼吸的。”当时女工们的确有带口罩，但下班一取那个口罩，鼻孔里面都有红红的粉。女工们在工作中不仅常年直接呼吸进镉粉，而且连吃饭喝水都是在封闭的车间里进行。

那么，镉究竟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化学元素呢？

镉是一种重金属，它通过呼吸道和食道进入人体后，主要伤害就是肾器官和骨头，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镉中毒让人“变形”！医学界人士介绍，镉被人体吸收后，将在体内形成镉硫蛋白，它首先使肝脏受损，继而引起骨软化症。该病以疼痛为特点，疼痛性质为刺痛，始于腰、背，继而波及肩、膝、髋关节，并逐渐扩至全身。活动时，这种疼痛会加剧。轻症患者，咳嗽或轻微外伤即可引发病理性骨折；重症患者，其四肢可屈曲变形，身高比健康时缩短10-30厘米。不仅如此，到了病发期，由于中毒者髋关节活动受限，所以其行走将呈现一种特殊的步态不稳，医学上称为“鸭步态”。镉中毒是慢性过程，潜伏期最短为2-8年，一般为15-20年。目前，医学界认为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让镉从体内排除。

2004年的夏天，经过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诊断，177名电池厂工人体内镉超标，有的人超标几十倍，2名工人达到了镉中毒的程度。这个数字后来还有增加。由于目前对镉还没有特效药，女工们很多又都出现了腰痛、骨痛和早衰的情况。尤其很多女工人进厂的时候都是18到25岁之间，她们说：“整个青春都奉献给这个公司。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到了一身病”。在一张镉超标工人的名单上，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些女工们的青春。她们在电池厂工作了10年、12年、15年……

惠州的超霸电池有限公司、先进电池有限公司以及深圳的捷霸电池有限公司都先后爆发了镉伤害职业纠纷事件。这三家电池厂原来都是香港公司在内地投资的，法人都是许永新。在其中一家电池厂的营业执照上，写着镍镉电池基本上全部销往国外。镍镉电池由于造价便宜，在中国大陆产量一直很大。

超霸电池是一个著名品牌，在惠州市，它还是当地电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纳税大户。这次纠纷惊动了惠州市政府，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有记者问时任惠州市副市长许光：“如果真有工人排镉需要很长时间，会管他30年吗？”许光副市长表示：“会，不管是多少年限，我们政府将督促企业要永远地把它搞下去”。三家电池厂的法人许永新也表示：“法律的责任我们是全部承担的”。

最后超霸电池厂、先进电池厂跟惠州市政府达成四点协议，看到有政府撑腰，付洪琴的爸爸觉得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付洪琴的爸爸说：“他把我们安抚了。领导要出面。让卫生局把我们领到医院去”。付洪琴在市卫生局局长亲自过问下，被送进惠州市中医院治疗。

新闻发布会后，先进电池厂很快关闭了。超霸电池厂关停了镍镉电池生产线。如今的车间比较通风，还补充了多项职业保护的规章制度。转产后的电池厂又开始大量招收女工，一群群像付红琴当年那样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们从全国各地涌来，源源不断地成为一名女工，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职业伤害纠纷已经平息了。然而新闻发布会后，女工们和厂家的矛盾却反而一再升级。

刘红妹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了我们工人离厂之后就什么都不负责了”。

原来，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协议之一是，镉超标者的指标没降下来之前，厂方不得解除劳工合同；但工人有权和厂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适当赔偿。包括刘红妹在内的大部分女工都选择解除劳动合同。刘红妹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再倒回那个工种去上班，我们真的非常害怕。那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镉的消息之后真的全部人在哭，以为几百个人会马上死掉。因为医生说没有药。女工们惊魂未定，而电池厂方要求必须在3到15天内做出决定。大部分女工最后选择和电池商解除合同，她们一次性得到了从3000、8000、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偿金。女工们认为电池厂商当时利用了女工们的恐惧心理。周华琼拿到了8000元，解除合同。周华琼告诉记者：就是赔这一点，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补偿。如果根据我们以后病情的发展来看，那8000元又算什么呢？进了医院，你那八千多元又能做得了什么？

从惊慌中缓过神来的女工们，很快意识到，仓促解除合同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2005年，65名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向法院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但法院没有立案，女工们失败了。

惠州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另一条协议是要严格按照《劳动法》处理，保护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员工。超霸电池厂的谭玲本来可以在这条协议下安枕无忧，可事态发展急转直下。谭玲本来就是镉超标，又加上手臂工伤六级，本来按《劳动法》规定，就不应该解除劳动合同。为了放心起见，谭玲还特意单独跟超霸电池厂签了协议，协议是这样写的，“手伤没好之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可以说谭玲是上了劳动法、政府协议、个人协议三重保险。今年5月，谭玲的出现了肾小球硬化的严重问题，超霸电池厂得知此事后，以无故矿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谭玲告诉记者：“我没有跟超霸解除合同，是超霸强行赶我走，我本来就是你厂里的员工，你想一想我的手这个样子，我怎么生存，我又生病成这个样子”。谭玲立刻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仲裁庭却判解除劳动合同有效。谭玲告诉记者，她的感受是，只要一听是超霸厂的，法律援助人员的态度立刻就变了。记者问她是怎么变了？谭玲说说，一开始还带有同情，后来听说是超霸厂的，态度就变了。

虽然单方面解除了谭玲的劳动关系，但厂方给谭玲的存折上一次性打入了5万元。对这份没有任何解释的款项，谭玲表示自己不能动用，工伤加上肾病自己的问题不是5万元就可以解决的。

电池厂女工们并没有放弃，既然不能恢复劳动关系，女工们决定为自己讨要一个公道的健康赔偿金。2006年上半年，224名女工联合起来，再次把电池厂商送上法庭，要求每个员工补偿25万元。法庭认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对可能出现的疾病进行赔偿，判女工败诉。但刘红妹告诉记者，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她们还要打第三次。刘红妹说：“因为我们不服气、所以很多工人说我们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的，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欠缺一点证据，但我们走下去，肯定走到要有证据的”。

2006年11月，146名女工们第三次跟电池厂商对簿公堂，这一回，不知她们命运如何。

看哪，小小电池，毫不起眼。但是，谁会想到，它的身上竟然沾满了“鲜血”。仔细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电池，还有多少“带血的商品”。说到这里，煤炭自然是首当其冲，因为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隔三岔五的总听“响”）。但最容易让人忽略的却是精美的箱包、纤巧的皮鞋、电镀的器皿等这些小件商品。它们很多都是来自污染严重的小工厂，而车间里的工人整日呼吸在毒气和粉尘中，甚至连一个口罩也没有。

当今，大陆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当共匪骄傲地宣称，大陆产品遍布全球时，它却忘记了计算环境和生命的代价。事实上，很多著名的品牌，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物。最近媒体纷纷报道的刚刚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的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长期向长江及周边地区排放废水、废气，致使当地水稻减产，疾病频发，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便是一个明证！因此，大陆商品尽管号称“物美价廉”，但并非都值得欢呼炫耀，因为很多商品都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权益为代价的。在大陆快速增长的ＧＤＰ中，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黑色”的，还有就是“血色”的。某些地方创造的所谓“政绩”，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而是“带血的政绩”。如果将健康成本也列入统计，也许得到的是负增长，是欠债！

大陆现正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一些地方“老爷”缺乏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仅纵容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材料继续使用，甚至竞相降低招商引资门槛，使一些未经职业卫生审查的项目违法立项建设。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的短视行为，致使大陆职业病发病呈不断上升趋势。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１６００万家，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劳动者有１亿人，还有１．３６亿农村劳动力留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２亿。但是，大陆职业卫生服务的覆盖面不到２０％，有的地区可能还更低，特别是乡镇企业以及流动农民工，往往得不到基本的职业卫生服务。作业场所的危害因素监测率和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很多地方的职业病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了“尘肺村”、“中毒村”。劳动者因职业病返贫、致贫的情况在一些农村地区大量存在。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职业病不仅给患者个人及其家庭造成了悲剧，也给国家和地方经济造成重大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全球职业伤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占全球ＧＤＰ的４％。大陆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经济损失可能更大。保护劳动者健康，对个人来说是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对国家来说就是保护劳动力资源。

大陆《职业病防治法》明明规定，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制度，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后果承担责任，并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但是，要把法规落到实处，实现“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保障”，关键还得“老爷”们开恩啊。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需求，为了人类能更好的生存和繁衍。而共匪天天唱着“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把人当猪狗来役使，把最底层的人们往火坑里推！任她们在那衰嚎惨叫直到默默死去，它则和依附于它而发财的“大佬”们日夜置酒高坐，举杯相庆，共享“人血”盛宴。看到这，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和它一起继续消费那些“带血”的商品呢？有什么理由不行动起来把共匪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让它永不再危害人间呢？
我想，是时候了吧。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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