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19 08:06:17作者：
安徽省一项有关青少年群体诚信现状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中小学学生的诚信度呈下降趋势。
中国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去年对合肥市上千名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的诚信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个人诚信行为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诚信出现负增长。
在上次节目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谈到匈牙利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博兰尼的知识论，林毓生教授认为，博兰尼知识论中的“支援意识”对人的行为、特别是诚信度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孩子们得到较好的积极的“支援意识”，那么不需要对孩子进行教条式的道德说教，孩子也会比较具有道德感。
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赞同，他说，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有很多的道德教育，但这种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而意识形态往往无人相信，所以这种道德教育也沦为作秀---
胡星斗：“对这种道德教育非常敏感，道德教育越多，抵触情绪就越严重，因为社会环境就摆在那里。大学生也不是儍瓜，他也能了解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学校里虚假的道德宣传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诚信品质呢？林毓生教授认为要建立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
林毓生：“我讲的治是治理的治，因为包括政治人物、法律机构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必须是合理的法律。不是根据政治利益建立的法律。否则是违反法律后设原则的。法律必须是抽像的跟普遍的，所谓普遍就是应该在每个人、每个制度身上，抽像是不能为某个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潜规则，不讲口号，孩子们也会比较诚信。”
就中国青少年诚信品质的培养，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语文教师陈老师表示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向西方学习，采用他律和自律两者结合起来的手段---
陈老师：“西方这方面有一个外在尝试性的作用，比方年轻时发生了很大的过错，或者诚信上有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烙印，以后在整个社会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这就是强迫他守信用。中国不是这样，完全靠自律来守信已经是失效了。必须是自律和他律两者结合起来。”
安徽省合肥市的这项调查还涉及合肥市七十三个大中小企业的高级主管，结果显示，企业对近年来就业和求职的大学毕业生诚信状况评价也不太高。71％的企业主管认为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太真实，99％企业主管建议大学建立大学生诚信记录，认为这也许会促进他们的诚实守信度。对这一建议，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表示赞同，他说，应当让青少年知道，不诚信的行为要负担后果---
蓝云：“不守诚信，以后在社会上就没有信誉可谈，对不诚信的行为肯定会有所作用。在美国你要是信用卡有问题，那么产生的影响就是以后借钱不方便，更大的后果就是个人信誉受到损害。像在学校作弊，可能惩罚是停止学籍、开除不能继续读书，不诚信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补充说，除了建立诚信档案制度以外，要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诚信度，还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变迁和道德环境的改善，他举韩国为例说---
胡星斗：“八、九十年代实行了宪政改革以后，韩国的道德、公德意识空前提高，诚信度也空前提高。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韩国人拿自己家里的金银首饰献给国家，这就说明人民群众认同了这个国家，认同了这个国家制度。整个社会的道德就越来越进步。所以只有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才会使诚信度有所提高。”
中国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去年对合肥市上千名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的诚信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个人诚信行为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诚信出现负增长。
在上次节目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谈到匈牙利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博兰尼的知识论，林毓生教授认为，博兰尼知识论中的“支援意识”对人的行为、特别是诚信度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孩子们得到较好的积极的“支援意识”，那么不需要对孩子进行教条式的道德说教，孩子也会比较具有道德感。
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赞同，他说，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有很多的道德教育，但这种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而意识形态往往无人相信，所以这种道德教育也沦为作秀---
胡星斗：“对这种道德教育非常敏感，道德教育越多，抵触情绪就越严重，因为社会环境就摆在那里。大学生也不是儍瓜，他也能了解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学校里虚假的道德宣传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诚信品质呢？林毓生教授认为要建立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
林毓生：“我讲的治是治理的治，因为包括政治人物、法律机构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必须是合理的法律。不是根据政治利益建立的法律。否则是违反法律后设原则的。法律必须是抽像的跟普遍的，所谓普遍就是应该在每个人、每个制度身上，抽像是不能为某个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潜规则，不讲口号，孩子们也会比较诚信。”
就中国青少年诚信品质的培养，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语文教师陈老师表示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向西方学习，采用他律和自律两者结合起来的手段---
陈老师：“西方这方面有一个外在尝试性的作用，比方年轻时发生了很大的过错，或者诚信上有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烙印，以后在整个社会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这就是强迫他守信用。中国不是这样，完全靠自律来守信已经是失效了。必须是自律和他律两者结合起来。”
安徽省合肥市的这项调查还涉及合肥市七十三个大中小企业的高级主管，结果显示，企业对近年来就业和求职的大学毕业生诚信状况评价也不太高。71％的企业主管认为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太真实，99％企业主管建议大学建立大学生诚信记录，认为这也许会促进他们的诚实守信度。对这一建议，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表示赞同，他说，应当让青少年知道，不诚信的行为要负担后果---
蓝云：“不守诚信，以后在社会上就没有信誉可谈，对不诚信的行为肯定会有所作用。在美国你要是信用卡有问题，那么产生的影响就是以后借钱不方便，更大的后果就是个人信誉受到损害。像在学校作弊，可能惩罚是停止学籍、开除不能继续读书，不诚信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补充说，除了建立诚信档案制度以外，要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诚信度，还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变迁和道德环境的改善，他举韩国为例说---
胡星斗：“八、九十年代实行了宪政改革以后，韩国的道德、公德意识空前提高，诚信度也空前提高。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韩国人拿自己家里的金银首饰献给国家，这就说明人民群众认同了这个国家，认同了这个国家制度。整个社会的道德就越来越进步。所以只有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才会使诚信度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