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9 16:35:30作者：
“因言获罪”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一大发明，是用成千上万的人的尸骨，堆积起可怜、可悲、可叹的中国“文字狱”史！
“文字狱”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在中国历史上制造很多“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文字狱”是当权者为巩固其统治所为，当今地方出现的“诽谤领导”罪是当权者为维护自已腐败作为所创。当社会出现不许民众说反对话，一定就会死气沉沉；当社会出现了民众说反对话有罪，其民族的精神就一定会枯萎、凋谢。
回顾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接二连三的 “诽谤领导”案件，这种“文字狱”的创新，真为祖国担忧，为中华民族担心。
1996年，福建莆田发生“诽谤领导”案，是福建莆田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向中央等有关部门举报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等事实，附上当地老百姓反映其腐败，并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正是这些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便成了当时临如大敌的重大政治案件来查办。在市委书记指挥下，市政法委、国安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等部门组成强大的专案组，大批人马查“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诽谤案”团伙，对写举报信“嫌疑人”排查、盯梢、跟踪、查笔迹、查向北京通电话记录、监听电话等，最后逮捕了林国奋。莆田当局撇开事实上存在的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以 “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并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当时刑讯逼供、涉案株连很多人。至今莆田当局认为处理是正确的，捂盖拒不平反。
2006年，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是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通过手机短信，针砭五河县时弊的“顺口溜”，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不满，定诽谤领导罪。五河县动用了公安、国安、监察局、人大常委会、县教育局、电视台，警察搜家、通宵审讯、拘留10天、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500元。至今五河当局认为处理是正确的，捂盖拒不平反。
2006年，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是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的秦中飞，用手机编首打油诗短信，讽刺县领导而被捕。彭水县动用了公安、国安、检察，被公安、检察部门以涉嫌诽谤领导罪刑事拘留、逮捕 ，送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多，涉案株连很多人。彭水当局认为作法是错了，赔款道歉。
“诽谤领导”案的事实，无非是发条短信，写封举报信，传民谣顺口溜，讽刺、反映了黑暗与腐败的现实。结果遭到黑暗与腐败权贵，以光明正大的名义无情地报复。作为公民的话语权被如此无理地剥夺，民众都会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愤慨和同情。
想想孙中山创立民国建立共和，要实行民主，给公民自由。尽管经历北洋乱政，蒋介石统治，可表面上也不敢乱改孙总理的遗训，不论你是什么观点，总有你的言论和出版的权利。鲁迅的骨头那么硬，能有如此犀利的作品流传至今，要感谢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尽管表面，但也真能实行几条的言论、学术、和出版的自由。
中国的“因言获罪”、“文字狱”，是完全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享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文革时期，不小心把毛主席像章戴歪，把塑像打碎，墨水泼在语录报纸上，都可能遭到反革命的指控，判处死刑或长刑。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当地的市、县领导腐败乱象用短信打油诗、民谣顺口溜、举报信等，讽刺、反映、举报，就动用公权抓人、关人、判人刑。这种“文字狱”现代创新版“诽谤领导”案，真叫人胆战心惊。
人有口嘴，就会说话。人有见解、想法，就会有反对，就会有意见。人有口嘴，而不准说话，说话有罪，无异于逆违人的本性。人有见解、想法，而不许有反对意见，反对有罪，无异于背离人类文明。 一个不许人有见解、想法，不许人有反对意见，有反对意见人就有罪的地方，肯定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地方。
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只负责侦办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案。而“诽谤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八竿子打不着。而在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诽谤领导”案中的侦查，竟然有国安部门介入。国安所侦办的“诽谤罪”，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从“程序正义”的理念看，是公权对“诽谤领导”案的介入，是涉嫌领导“公权私用”。 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当局，以“诽谤领导”案，来对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公务员、教师，进行搜家、通宵审讯、拘留、判刑。明显混肴了自诉案和公诉案的区别。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林国奋、李茂余、董国平、秦中飞等四位真的诽谤了领导，则应由领导本人提起诉讼；如果是诽谤了某位市、县领导，就应该由某位市、县领导提起诉讼。作为国家的公权机关岂能越殂代庖？在自诉案中，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必须依法还原为“自然人”；纵然你是“市、县委领导”，充其量不过是案中“自然人”身份的原告。作为与“被告”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一名普通“原告”，你有什么权力去调用公权进行打击报复？你有什么权力去调用公共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你私用公权、大众传媒的行为，已经真正地涉嫌诽谤！！？
“诽谤领导案”集中暴露了当地领导的土皇帝习气，认为揭了他们的疮疤，所以应“坚决打击”；而当地有关部门则是秉承主要领导的意志办事。有人将“诽谤领导案”比成现代创新版的“文字狱”，这批评是一针见血。在当今日益开放进步的社会，还妄图通过“文字狱”，强堵民众的喉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从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对“诽谤领导”案大张旗鼓的调查，使得三地民众有一种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甚至没人敢对政府官员说三道四。那真是影响很恶劣！对“因言获罪”的林国奋、李茂余、董国平、秦中飞，无异于封建社会搞“文字狱”的牺牲品。
中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在中国大地上却仍旧发生这样蔑视人权的事实。说明宪法在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成为一纸空文。所谓“人权”，在那里只不过形同虚设。
在法制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从事社会活动，不能把个人意图、特别是领导意图凌驾于法律之上。从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事件来看，这些领导都凌驾于宪法之上。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宪违法，如此糊里糊涂地办案结案，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民众有何“人权”可谈！
福建莆田“诽谤领导”案，让人震怒！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让人惊心！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让人震惊！封建社会才有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才有的“文字狱”，在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再现！这现代创新版的“文字狱”说明了什么？是到了该反思与检讨的时候！
当“文字狱”盛行，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除了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能有什么？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国家、民族才会真正强盛。
“文字狱”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在中国历史上制造很多“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文字狱”是当权者为巩固其统治所为，当今地方出现的“诽谤领导”罪是当权者为维护自已腐败作为所创。当社会出现不许民众说反对话，一定就会死气沉沉；当社会出现了民众说反对话有罪，其民族的精神就一定会枯萎、凋谢。
回顾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接二连三的 “诽谤领导”案件，这种“文字狱”的创新，真为祖国担忧，为中华民族担心。
1996年，福建莆田发生“诽谤领导”案，是福建莆田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向中央等有关部门举报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等事实，附上当地老百姓反映其腐败，并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正是这些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便成了当时临如大敌的重大政治案件来查办。在市委书记指挥下，市政法委、国安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等部门组成强大的专案组，大批人马查“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诽谤案”团伙，对写举报信“嫌疑人”排查、盯梢、跟踪、查笔迹、查向北京通电话记录、监听电话等，最后逮捕了林国奋。莆田当局撇开事实上存在的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以 “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并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６年。当时刑讯逼供、涉案株连很多人。至今莆田当局认为处理是正确的，捂盖拒不平反。
2006年，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是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通过手机短信，针砭五河县时弊的“顺口溜”，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不满，定诽谤领导罪。五河县动用了公安、国安、监察局、人大常委会、县教育局、电视台，警察搜家、通宵审讯、拘留10天、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500元。至今五河当局认为处理是正确的，捂盖拒不平反。
2006年，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是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的秦中飞，用手机编首打油诗短信，讽刺县领导而被捕。彭水县动用了公安、国安、检察，被公安、检察部门以涉嫌诽谤领导罪刑事拘留、逮捕 ，送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多，涉案株连很多人。彭水当局认为作法是错了，赔款道歉。
“诽谤领导”案的事实，无非是发条短信，写封举报信，传民谣顺口溜，讽刺、反映了黑暗与腐败的现实。结果遭到黑暗与腐败权贵，以光明正大的名义无情地报复。作为公民的话语权被如此无理地剥夺，民众都会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愤慨和同情。
想想孙中山创立民国建立共和，要实行民主，给公民自由。尽管经历北洋乱政，蒋介石统治，可表面上也不敢乱改孙总理的遗训，不论你是什么观点，总有你的言论和出版的权利。鲁迅的骨头那么硬，能有如此犀利的作品流传至今，要感谢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尽管表面，但也真能实行几条的言论、学术、和出版的自由。
中国的“因言获罪”、“文字狱”，是完全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享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文革时期，不小心把毛主席像章戴歪，把塑像打碎，墨水泼在语录报纸上，都可能遭到反革命的指控，判处死刑或长刑。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当地的市、县领导腐败乱象用短信打油诗、民谣顺口溜、举报信等，讽刺、反映、举报，就动用公权抓人、关人、判人刑。这种“文字狱”现代创新版“诽谤领导”案，真叫人胆战心惊。
人有口嘴，就会说话。人有见解、想法，就会有反对，就会有意见。人有口嘴，而不准说话，说话有罪，无异于逆违人的本性。人有见解、想法，而不许有反对意见，反对有罪，无异于背离人类文明。 一个不许人有见解、想法，不许人有反对意见，有反对意见人就有罪的地方，肯定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地方。
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只负责侦办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案。而“诽谤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八竿子打不着。而在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诽谤领导”案中的侦查，竟然有国安部门介入。国安所侦办的“诽谤罪”，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从“程序正义”的理念看，是公权对“诽谤领导”案的介入，是涉嫌领导“公权私用”。 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当局，以“诽谤领导”案，来对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公务员、教师，进行搜家、通宵审讯、拘留、判刑。明显混肴了自诉案和公诉案的区别。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林国奋、李茂余、董国平、秦中飞等四位真的诽谤了领导，则应由领导本人提起诉讼；如果是诽谤了某位市、县领导，就应该由某位市、县领导提起诉讼。作为国家的公权机关岂能越殂代庖？在自诉案中，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必须依法还原为“自然人”；纵然你是“市、县委领导”，充其量不过是案中“自然人”身份的原告。作为与“被告”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一名普通“原告”，你有什么权力去调用公权进行打击报复？你有什么权力去调用公共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你私用公权、大众传媒的行为，已经真正地涉嫌诽谤！！？
“诽谤领导案”集中暴露了当地领导的土皇帝习气，认为揭了他们的疮疤，所以应“坚决打击”；而当地有关部门则是秉承主要领导的意志办事。有人将“诽谤领导案”比成现代创新版的“文字狱”，这批评是一针见血。在当今日益开放进步的社会，还妄图通过“文字狱”，强堵民众的喉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从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对“诽谤领导”案大张旗鼓的调查，使得三地民众有一种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甚至没人敢对政府官员说三道四。那真是影响很恶劣！对“因言获罪”的林国奋、李茂余、董国平、秦中飞，无异于封建社会搞“文字狱”的牺牲品。
中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在中国大地上却仍旧发生这样蔑视人权的事实。说明宪法在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成为一纸空文。所谓“人权”，在那里只不过形同虚设。
在法制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从事社会活动，不能把个人意图、特别是领导意图凌驾于法律之上。从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事件来看，这些领导都凌驾于宪法之上。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宪违法，如此糊里糊涂地办案结案，福建莆田、安徽五河、重庆彭水三地民众有何“人权”可谈！
福建莆田“诽谤领导”案，让人震怒！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让人惊心！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让人震惊！封建社会才有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才有的“文字狱”，在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再现！这现代创新版的“文字狱”说明了什么？是到了该反思与检讨的时候！
当“文字狱”盛行，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除了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能有什么？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国家、民族才会真正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