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回广州小住，无书可读，亲友们推荐了大陆新出版的「曾志回忆录」。以往我对中共高干及其子女的回忆录素不感兴趣，这种情绪已经写在最近香港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里：「一片歌功颂德之词，与我们所经历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甚或常有阿谀奉迎之词，令人恶心。」但是亲友说里面暴露了很多真实历史，不妨一阅，他认识陶铸和曾志，我相信他的话，于是细阅起来。曾志的原意是「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激励来者。」对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是适得其反，我却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了邪恶，加上先前看过的「彭德怀自述」在此一并发些感言，请大家指正。
据大陆的出版社称，「彭德怀自述」是根据一九七O年彭德怀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里面说到一九三一年春，蒋介石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大哥黄梅庄策反黄公略，先见到彭德怀，彭将其灌醉，从他皮箱夹层里搜出蒋介石的亲笔信，杀了黄梅庄，还将其头颅割下来放在皮箱里交其随员带回，「断绝蒋介石的幻想。」然后才将事情经过告诉黄公略本人。私自杀死别人的大哥却连问都不用问一声，几十年后还以此为例子，作为自己「党性强」的证据，这就是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不打自招的邪恶本貭。
「曾志回忆录」里面透露出来的共产党邪恶本貭就更多了，几乎比比皆是，作者引以为荣，读者却看得恶心。最突出的莫过于张戎女士「鲜为人知的毛」里引用过的事例，详细情况如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将孩子“送”给别人，预收了一百大洋，而且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这哪里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可以舍弃，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我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发呆地望着他，使劲地记住他的模样，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我抱着铁牛坐着，蔡协民立于一旁，照完相后，我给小铁牛喂了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同志抱走了。」「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党」有权卖掉别人的孩子问都不用问一声，孩子的父母作为这个邪恶组织的成员，不但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声，还将其视作对邪教组织的忠诚，真是可悲可叹！将其成员当作奴隶，还把他们的亲属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组织才做得出来。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和道德相比，真是天渊之别。
曾志在其回忆录中吐露出来的婚姻恋爱道德观也令人咋舌：「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会议，开得很晚……，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躺在我的床上，原来是夏明震(组织部长、湖南特委)，我把他推醒，问他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他说住的地方远，外面戒严回不去了……，‘妇女主任’做我的工作，虽然和衣而睡，却弄假成真，那时我才十六岁。」一九二八年朱毛在湘南郴州一带实行焦土政策，「下令将耒阳到宜章一线四百里长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房子通通烧掉，招至农民坚决反对，起来造反，杀共产党。」「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苍天，我克制住感情，没流一滴泪。」「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里还讲什么“三从四德” ……。」旋即与蔡协民结婚。夏明震死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曾志第一胎产于同年十一月，即是夏明震的骨肉。一九三O年十月，和蔡协民还未离婚，又和陶铸一见钟情了。「我那时已下了决心，趁着调动工作的机会，和蔡协民分手各奔东西，……」、「我和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我临近分娩时，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来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一面说和陶铸感情很深，陶铸被捕后又迅速移情别恋：「陶铸恢复自由遥遥无期，二十三岁的我随时准备牺牲，早将“三从四德”拋到九霄云外，特委召开重要会议批评我“与任铁锋、叶飞关系密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特委处分决定：“曾志在恋爱问题上极不严肃，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团结……。”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作出选择。」屡屡旧婚未断，又结新欢；几次结婚，生下来的都是前任丈夫的骨肉，怪不得当时民间说共产党「共产共妻」。
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一方面要求其成员无条件地献身；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冷酷无情，曾志的前后两任丈夫都曾经无独有偶地被他们的党无情地拋弃。「一九三二年秋，中央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线，肃清影响……。」「蔡协民决定向中央申诉，到上海后，住在一间小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好好的，第二次以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流浪街头……，蔡协民意识到他被中央甩掉了。」蔡协民回福州后，在建筑工地做苦工，打石头、扛木头……，开展工运，很多年以后，被国民党杀害了，曾志才知道原来蔡协民被怀疑是「社会民主党」，原因只是蔡协民释放了一个被上级怀疑是「社会民主党」的红军指挥员，就被他的党认为是「同党分子」。
陶铸也有相似的经历：「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中央局通知陶铸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陶铸到上海后在四马路附近租下一个小亭子间住下来。几天后中央局派人来和他谈了一次话，临走时叫他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他每天呆在亭子间里读书看报，只有在晚上出去走走买张报纸，后来就一直音讯全无，他被晾在亭子间里苦捱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也是很多年之后，陶铸和曾志才知道他在上海被党中央拋弃，是因为陶铸曾经在福州“同志们”面前议论过「王明博古是吃洋面包的，对中国革命不了解。」被人出卖，传到王明耳朵里，就被无情地拋弃了。邪恶的党对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对待其它非我族类就更可想而知了。
中共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和道德水准都极其低下的农民党，远远不是他一贯宣传的那么伟大光荣正确，在「曾志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许多丑恶的东西。比如说，「福安中心县委南北两个区领导人互不服气，他们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互相之间却水火不容。」书中说到北区领导人詹如柏(简称「北詹」)「搞派别、争领导权、与各路土匪称兄道弟，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范凌是个小知识分子，会做秘密工作，但不会带兵打仗，而范铁民是游击队长，会打仗，却不会做群众工作。北詹主张寿宁县工作由范铁民负责，把范凌调走，我刚到闽东，对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北詹和范铁民是把兄弟，更没有想到他会在其中耍手腕，……到年底时，听说范凌被暗杀了，他妻子已有孕在身，也未能幸免，别人还以为他们两夫妻调到中央苏区去了，都很羡慕他们呢！」。
中共建政后的一方大员叶飞，也曾经遭自己的同志下毒手，之不过侥幸捡回一条老命而已。「曾志回忆录」中说：「叶飞到一个小客栈接头，中午正吃饭时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冲上来抓住他胸前的围巾抬手就是一枪，他把头一偏，子弹从右脸颊进，左脸颊出，幸好没打掉牙齿也没打断舌头，人倒下了，那人搜走了他身上的手枪、钱包和笔记簿等，掉头就走，叶飞本能地抬起头来，站在楼梯口的一个见了大叫：“他还未死！”开枪那人回头又朝他开了几枪，其中一枪打中左肩胛。……」、「叶飞始终认为自己的被刺与北詹有关，后来抓获一名凶手，还未等凶手站住，詹如柏一句话也没问，就慌里慌张地大声喝令拖出去枪毙，当时叶飞也在座，只见凶手回头来大骂：“詹如柏，你好狠心啊！你太没有良心啦！……”」曾志书中写道：「詹如柏还借口反革命杀害了陈亮，扬言干掉施霖(南区负责人)」。事后，詹如柏把谋杀未遂的叶飞接到自己地盘的村子里养病，请医生为他诊治，天天有鱼有肉；而另一个与国民党作战负伤的“革命同志”庄毓麟，因为和詹如柏没有任何利益来往或者利害冲突，却被安排到深山里和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头同住，没吃没穿，差点饿死，更无医药，从来没人过问。是曾志发现了这种情况，向上级报告，叶飞叫她带一些肉过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班共产党和土匪其实没有多大的分别。
以前笔者不明白，为什么如曾志所说的：「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看了这些回忆录，包括张戎女士的「鲜为人知的毛」，才明白了因为他们将「革命」看作是一种职业，以此谋生：「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稿，活得很辛苦。」「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曾志也一样，一生之中除了和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络的一段时间，靠自己打工维生之外，一辈子都靠这个党供养。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失去这个靠山，就像发了疯一样「寻找党组织」。
斯大林、刘少奇说：「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一点也没有错！他们都是一些毫无人性的异类，即使是所谓出生入死、共同“革命”几十年的老夫妻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汪东兴通知陶铸要疏散到外地，当时陶铸已身患末期癌症，曾志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随陶铸去安徽，不准与外通讯联络；一是去广东农村插队落户，不准与陶铸联络。为了所谓革命利益，她竟选择了后者，舍弃了垂死的丈夫，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完人生最后的一小段，结果分手四十三天陶铸就死了。俗语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生离死别，数十年的夫妻之情，在所谓革命利益面前竟然荡然无存！这样绝情的举动，就算市井小民的妇道人家都做不出来，可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却大义凛然，几十年后还当作光荣历史向后人吹嘘，真是人莫知耻！这难道会让读者感觉到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伟大可敬吗？作为一个读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的无情无义，对待和自己共过患难的夫妻尚且如此冷酷无情，还能指望你们爱老百姓吗？你们心里爱的只有自己！表面上这些共党高干风光无限，实际上家庭生活毫无情趣，被所谓政治利益将家庭温暖，夫妻恩爱和子女孝顺清除得一乾二净，他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所谓政治正确，而这种政治正确能当饭吃吗？能有爱情吗？能有天伦之乐吗？可怜的愚蠢的“革命前辈”至死不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马克思去了，这就是「曾志回忆录」给我的感想，我相信任何一位稍有分析能力的读者，读后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10,March, 2007，纽约)
(3/4/07「观察」杂志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