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苍水早先原来就住在我对面，每天只消我拉开窗帘，推开窗透过疏密的树叶，就可以看到四百年前，他住的那个小院落。它前后各有一个小庭院，约两进屋宇，比原有的规模已小了一大半，只相当于当年江南一带一个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住宅。如今，小院落已经改造成宁波的一个小型历史博物馆，它边上的小路被命名为苍水街，街边的小区则名叫苍水社区。宁波算是记住了他，但如果你仔细问路人，却没有多少人说得出苍水所谓何人，做过什么事。
甚至于我，早先也只知道张煌言，不知道“苍水”这个号，所以起初看到苍水社区几个字，只道这里原先是住过一个叫苍水的老革命，因为以老革命名字名为地名，曾长期是本代的一大风尚，古人即使名头再大，也少有此待遇。后翻阅晚明史，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和一个民族英雄为邻啊，不由倍感荣幸。
只是说到民族英雄，很多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因为张苍水抗击的是清朝军队。按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清朝攻击南明，不叫侵略，是兄弟阋墙，是内战。我很明白这一说法的初衷，在一些人眼中，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和强化领土的合法性，需要以讲政治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好在我只是一介草民，可以按着自己的标准下定义，所以我还是叫张苍水作民族英雄。让我高兴的是，宁波当地熟知张苍水生平的人，包括当地政府，也大多持同样的论调，也或是因此，宁波的宁海鄞县都曾隆重的纪念这个“抗拒统一”的江南夫子。
张苍水出生的时候，万历帝刚刚驾崩，明朝政府已经陷入困境，但江南一带市镇由于赋税低，所以依旧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内需旺盛，第三产业的比重几乎比现在还高。张苍水的父亲曾是崇祯朝的名臣，理学功力深湛，曾教过黄宗羲兄弟，桃李满江南，故也是当地闻人。其时，江南盛行结社，所定结社之主旨又以宁波一带最为激进，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共学，还是为了共商国事。故黄宗羲后来弃绍而奔甬，讲学交友，觅志同道合者，以图后起。他曾这样描述甬上活跃的清议之风：“其初为时文之会，各欲成一家以鸣于世，则尤坊间习气也。继为古文之会，笔墨即罢，飞觞饮满，据古论今，达旦不休。”这样的场景即使是现在也是没有的，实在令人向往。张苍水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耳闻目染。除此之外，家族精神的传承斯也对他影响极深。
张苍水的祖上在南宋时也曾为高官，当年元军南下，南宋席卷而去，张苍水的祖上不愿于元朝共带一天，依然泛舟北上移民高丽。故此张家也被当地人称为“高丽张”。400年后，张苍水对异族统治同样抱着决不妥协的态度，多少也是受了这位祖先的影响。
张苍水的父亲有感于时局动荡，除督促苍水加紧熟读诗书，还鼓励他学习武艺，此后，文武全才的张苍水在江南抗清战斗中发挥了极重要作用，还多亏他父亲的高瞻远瞩。
1644年，清军大举南下，势如破竹，却在弘光政权治下的长江下游流域遇到激烈抵抗，恼羞成怒之下连屠扬州、嘉兴等市，繁华的苏南地区一片狼藉。为加强奴化统治，清朝又严行剃发令，这更令穿戴了几千年汉家衣冠的江南人士惊怒交集。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时年二十六岁的典型江南士子张苍水很难有第二个选择。他决定效忠鲁王朱以海，并旋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与张苍水同时投身抗战救亡的还有钱塘以东成百上千的文弱书生，如义师的主要发起人就是晚明复社的成员和当地士绅大贾，前者素以天下为己任，继东林党之先志，豪杰辈出；后者财力丰厚，与明朝利益休戚相关。而他们能一呼百应，除因清军所行太过残暴，也由于浙北人士素来心向朱明之治，此外多少也得益于此前在抗倭战争中修炼出的尚武精神。即使是如今，浙北诸暨、东阳、慈溪一带也依旧民风骠悍，和苏南松沪人士的温顺颇不相同。
鲁王集众数万，得财万贯，以此为恃，企图拒敌于钱塘，但未及两年，由于清军进军迅速，浙北明军准备不足，难以抵挡，鲁王在大陆的基业即告瓦解，举朝退居福建，而张苍水也由此开启了他近20年的战争生涯。
张苍水有个惺惺相惜的好友，就是郑成功，两人都是少年英雄，威震四方。所不同的是张苍水拥立鲁王，而郑成功效忠于唐王，这便导演出他们彼此十余年的恩怨情仇。 只要清军海防稍有松懈，即使兵力尚显单薄，张苍水也会毅然出击。但他总是发现，他的进攻缺少其他派系部队的有效支持。1646年，鲁王欲进驻舟山，舟山守将黄斌卿属于旁系势力，拒绝接纳鲁王。后鲁王设计袭杀黄斌卿，方才入主舟山。而拥立唐王的郑成功则无一刻不在筹谋如何兼并鲁王部。张苍水与郑成功虽素来交好，惺惺相惜，但也无时不叹郑成功对他的戒备，曾曰：“岁在壬辰（1652 年，顺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厦门），云霖（曹从龙，亦为鲁王所任兵部侍郎）俨然在焉，欢然道故。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
张苍水御下极严，军令如山：“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又因为训练充分，军队战斗力也极可观。虽补给兵力均处绝对劣势，但每每能对清军形成极大威胁。当时的其他反清军事力量军纪多很涣散，时常扰民，唯张苍水部秋毫无犯，颇得人望。故江南民间至今多有张苍水的祠堂，张部行于江南，也多会得到沿路民众欢迎。
多尔衮视张苍水为大患，调集重兵，使尽浑身解数，才将张部赶出舟山。此时，郑成功为己方之大利，庇鲁王部于厦门，这一结盟使强强联手，抑制了清军南下的攻势。随后数年，先有李定国东征，后有清军反攻，江南一带的清军兵力一度相当吃紧，张苍水及郑成功之部数次伺机沿水路进攻，最远几克南京，清军闻张苍水之兵讯，常常不战而遁。然而第一次机会，因孙可望怀私，肘擎于李定国而功亏一篑。 后一次进攻影响深远：张苍水沿江西下，以千余之众，累克崇明、瓜洲、仪征、六合、芜湖等地，“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可见当时民心依然向着前朝。此后张苍水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仅派轻骑八人由浦口南门入城，守御此地的清骑兵两百多人听说张煌言到来，竟从北门仓皇逃走。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骑，惊走满城守虏”。张苍水的威名远震可见一斑。西征沿途张苍水“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明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由于部分清军也加入其中，兵力一时增至万余人。
而此时，攻克了镇江的郑成功军却在南京城下屡遭败绩，仓皇退出长江，使张苍水部孤悬于芜湖。张苍水无奈之下，将部队化整为零，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长征，深入清军纵深腹地，转战千里。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数省，退回沿海一带。很快，依靠在民间非凡的号召力，张苍水又召集了数千部众，眼见势力复起，却逢清朝启动“迁海令”，郑成功见势即东征台湾，开辟新的根据地，而素有远见的张苍水此时却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判断失误，反对郑成功的攻台之举，要求郑急速进军闽南，以解永历朝之困。郑不许，张苍水只得求助于岭南“十三家”，又遭挫，恰时，鲁王、成功相继病逝，张苍水再度犯了一个旧时儒生的通病，认为大势已去，反抗已无意义，便解散了部众，隐居小岛。
张苍水的这一选择其实是明朝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反抗终究不是基于维护民族国家的存在基础，不是为维护民族独立，而是基于传统的效忠观。这种效忠观因效忠对象的存在才有其意义，只要明朝的象征还在，张苍水就会抵抗到最后一刻。象征一消失，他就会认为抵抗是无意义的：即使赢了又如何？明朝已不可复，赢了难道自己坐稳天下？张苍水既不是朱元璋，无意多天下，他自然也认为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他的思想里还缺乏维护民族独立这样的观点。或言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没有民族观念，而所谓的华夷观，非是指血统，而是指文化，所以当清朝祭出程朱之学，大量儒生立时奉清朝为正遂，主动应考。一些儒生选择隐居，则因为是曾食明朝之禄，羞于效忠新朝。
康熙三年，张苍水被人告发，不幸被捕，清朝政府几经劝诱，张苍水不为所动。同年九月，张苍水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可惜大好河山！”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维持了一个晚明知识分子义士最后的尊严。
张苍水大致算死得其所了，但我们的疑问还要继续。
张苍水认为为了一个不是朱姓统治的新汉人朝代的存在而拼搏是毫无疑义的，对百姓也无益，其实这观点很有偏差。
清朝统治者的御国“智商”明显高于明朝统治者，知道思想控制和闭关锁国对维持一个专制朝廷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军事。清朝巩固了在中国的统治后，开始用一种很高明的手段俘虏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在雍正乾隆两朝，对思想界的操控达到了极致，也一再为后世的统治者效仿。到此时，中国已没有了张苍水，只有比经院哲学还要无益的考据学。考据学原为明朝智者所创，后到黄宗羲成为当时显学，然而黄宗羲改良考据学的初衷却是为了“经世致用”，是以重新审读传统文化传统学术，发现最接近于古代圣哲之学的纯正的中国传统学说，然后经世致用，而其后世的弟子迫于朝廷的思想控制，只能终日沉溺于考据本身，除了全祖望、戴震等廖廖数人，再无其他杰出人物。学术消亡，思想的活力也不复存在。学者精神被阉割，不经历外界强力冲击，不会幡然醒悟，也不会去以天下为己任，催醒沉睡的人民，至此，中国更大的悲剧已不可避免。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