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3月，全国城镇有2242万多贫困人口；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不足174元。但是，按照国家统计 局认可的8%的贫困面推算，早在2006年，中国的城镇贫困人口就已经达到4千6百多万。这些贫困人口包括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退休较早但退休金很少 的老人、以及部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等。社科院的蓝皮书说，现在失业和下岗工人人数仍在增加，城市贫困问题凸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亟待解 决。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声表示，眼下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还不算可怕，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今后城市贫 困问题将越发严峻， “中国的城市人口现在最起码有5、6个亿，如果这里面有四千万人是属于城市贫民、需要救助，这个比例是非常之低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可能是最低的，很低了。 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土地实在是不需要八亿农民去耕种，一半都用不到，两亿就够了。现在农村大部分是闲置劳动力，或者是 处于半失业状态。”
记者：“您说的这些跟我刚才提到的城市人口的差距在拉大有什么关系呢？”
尹尊声：“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现在这个比例，这么一点数量的城市贫困居民不是一个问题，现在政府对四千万人救助起来很容易。就算加一倍，没有几个亿的钱。我讲的问题真正的威胁是在以后：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挪动的情况出现之后，会出现大批的城市贫民。”
尹 教授表示，要扩大城市就业机会、保障就业者的基本福利，民政部要改善贫困人口的救济工作： “一个是进城以后要创造他们的就业机会，一个就是属于民政部管的鳏寡孤独的这些人的救助问题。另外一点，政府做的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 要施行新的合同制度，就是职工工作做满了一年就不能解雇，而且必须给他各种各样的保险。”
北京自由撰稿人、学者王力雄表 示，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凸显是现行政治制度和分配制度造成的：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现在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现在的这种制度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政治制度没有进行改变，而实际上，社会的分配均匀和对 弱势群体的照料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在政治制度不能发生变化、一切权力归少数人的时候，经济发展最多的成果一定是被少数人所占有。这种 情况下，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我觉得一点不奇怪。对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讲，怎么样变成一个良性的社会？"
"像现在西方社会已 经有一些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实现的那样，中产阶级占社会的绝大多数，只有当这样的情况，少数的贫困阶层的人才有可能被社会通过照顾的方式、二次分配的方式 来进行救济。当社会的主体阶级都处于穷困状态，或者是生活水平不能得到充分的很大的提高的时候，想用再次分配的来解决是不可能的。怎么样才能使一个社会的 主体变成中产阶级呢？当然，前提就是民主化，因为只有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才能够通过民主的要求、通过选票的使用，来使得这个社会的分配 政策向他们倾斜，使得整个社会的主体逐步提升到中产阶级。”
这位学者介绍了北京市的相关情况： “北京从中国来讲就是它的所谓首善之区了，被一般人称为最有钱的人都在北京，这是一方面。当然官员最多的也在北京，他们所带来的家属、亲友数量是非常大 的。再加上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首都的各种问题，作为一个门面来讲是解决下力最大的。因此就我观察，至少在北京的市民当中穷人肯定是有的，但是并没有到会 影响到社会稳定的程度。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各地来集中到北京的这些冤民、上访者或者是受到迫害的人，这样的人倒是在北京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确实使北京 公安机关的警察疲于奔命。”
西东大学的尹教授表示，城市贫困亟待正视和应对，国家必须消除社会不公，但同时要承认，在一定 程度上，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 “贫富悬殊的问题，目前贫富悬殊其实很小，不管多高的干部他家里就是穷，那就贫富不悬殊了？现在社会富裕的代价就是贫富悬殊。北欧是福利社会，它现在的问 题就是干活的和不干活的整个生活都差不多。贫富悬殊倒是小了，但是社会维持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