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留学生,可比不上现在经济条件优厚的小留学生们。那时,有些没有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们不仅经常是囊中羞涩,有时候,他们的生活和学费都没有着落。为了在异国生存,这些留学生们必须要通过校外打工来赚取部分学费或生活费。
听说美国移民局有个规定,学生非法在校外打工是不允许的。即便如此,这些留学生们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谁都知道,没钱不仅交不上学费,也买不起面包和牛排啊。为了学业和生活,咱哥几个豁出去了。
有一些警惕性特别高的留学生,为了防止打工时让移民局突击检查时被打上黑户口,他们斗智斗勇,与各路好汉们用隐姓埋名的策略玩起了游击战或仿间谍战。要想当打工"特务" ,就得改头换面当假人。假做真来真亦假,改名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误会就会由此而来。说起来十分有趣,我刚来美国时,和一位名叫大河的哥们,在名字上就闹了个笑话。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四。在我出生前,父母按照性别排列的随机猜测,我应该是个男孩。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大概在我出生前,爸妈就给我起了一个特别男性化的名字。据说,女孩叫男孩的名字,皮实,好养。
到了美国不久,男男女女的留学生们都开始给自己起洋名字了。其实,有个英文名字没什么不好的。老美叫着顺口,老公叫着简单,何乐不为呢。话虽这么说,来美国这么多年了,我这人一直很固执地保留着父母赐给我的中文名字,至今没有人叫我什么娜什么达什么卡的。
大河是一南方帅哥,在刚到雅典城时,我和他相识于热热闹闹的图书馆休息区。平时,我和他基本上就是个点头之交。后来,我搬家后,与我合租一套公寓楼的小莫和他比较熟。在那里,我遇到他几次,我这才把他的名字牢牢地记住了。
1991年夏天的某日晚上,我们公寓楼的公用电话响了。首先接到电话的小莫"咚咚咚"地来敲我的门:"那谁,那谁,快,你的电话。" 这里的"那谁",当然就是我的中文名字了。九十年代初,还没有网络,书信和电话是大家交流的主要方式。那时,我课后的主要盼望就是电话和家书了。听说有人找我,我高兴得像过年似的,我赶紧拿起了我房里的电话分机,开口就是哈罗哈罗。很意外,我刚把哈罗说完,对方就给了我一闷棍:"你怎么变成女的了?" 。此话怎讲?我一直就是女的呀。做女人多好啊,有人疼有人爱的,还可以时不时地向男人发个小脾气什么的。在我看来,做女人好,做男人累,做重压下的中国孩子最受罪。
话说那天,我挂下电话,真是百思不解。我想,对方一定或者是打错电话号码了,或者是名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这种事情,在美国几乎天天都会发生.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要说一句wrong number就没事了。这件事虽很奇怪,但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值得我操心,我很快就把它忘到九霄云外了。
没过多久,好久未有声音的大河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楼。据说,他从纽约打工回来,几天前刚刚回到了雅典城。大家见面后,自然免不了一阵开心的嘻嘻哈哈。在谈到纽约打工的经历时,大河幽默地讲起了他在那里的中餐馆隐姓埋名的故事。讲着讲着,大河说,你们知道我在纽约用的是什么假名字呢?
"用的什么名字呢?"我好奇地问到。大河看看我,声若洪钟般的对我坚定地说,我用的是你的名字啊。
哎哟,怎么会这样?这是不是名字侵权哪?幸亏性别不能作假,否则,要是大何在纽约犯事,那移民局还不得把我抓去审问?大河见我一脸疑惑,耐心地向我解释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哈哈,几分钟后,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在离开雅典城前,为了节省不必要的花销,大河不仅退了自己租的房子,也断了水电和电话,他于是成了彻彻底底的自由人。他暑假到纽约打工时,为了身份的安全,他用了一个与我同名的假名字和中餐馆的老板周旋。为了应急之用,他把自己的假名字和小莫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纽约招工处。就这样,只要纽约招工处要找大河,他们就会把电话打到小莫那里。因为我与小莫和其它的室友共用一个电话号码,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大河的女替身。这才有了前面那位中餐馆老板对我" 变性"的怪罪。
现在想想那时的留学生,想挣点儿钱,多不易呀。他们既怕移民局抓到打黑工的他们,大概也有点儿忌讳熟人会认出他们的微妙心理吧。他们隐名埋姓的。我这样说,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我知道,纽约某些中餐馆的老板确实挺会剥削人的,而我老公就是个被剥削的活例子。
1991年5月底左右,来美国刚三个月的老公,在完成托福考试之后,他也动身去纽约打工了。那时,在小小的雅典城,靠我一人的奖学金维持两人的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坦率地说,他之所以要出去打工,是为了还债。
我出国前,只有7天的工龄。由于我没为国家服务过,出国前,我狠狠地交了一大笔培养费。虽然父母和其他亲友慷慨相助,为我交上了这笔费用,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尽快把他们的钱还上。那时,我们花销虽不大,但我们的日子过得却十分节俭. 除了日常花销,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买。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公寓的小王,深知我们的经济实力和还债的压力。为了给老公省下去纽约的路费,他把老公和另外一位同去纽约打工的女孩,一起请进他那辆用700美金买下的破车里,一路把他们拉到了纽约。那时,大家互帮互助互相理解,这是多么朴实的友情啊。
纽约离雅典城并不太远,那里的中餐馆是雅典城留学生们打工的首选之地。到了纽约,老公两眼一摸黑,搞不懂为什么非要用假名字去打工。于是,他照猫画虎,稀里糊涂地和前面提到的大河一样,也给自己临时起了个名字。你猜他叫啥?叫王宁啊。老公这人真滑稽,王宁是我北京研究生班的师姐。他叫啥不好,非要起了这么个名字呢?虽是这么说,我其实知道原因。老公大哥的乳名里有一个"宁"字。他想起这个名字时,说不定也想起了他远在中国的大哥。
"王宁" 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上岗后,从最低级的男工开始做起,主要负责添冰水,收拾残羹剩饭等。在中餐馆里,这种工作基本没什么小费,底薪又很低.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人爱做这种工作。"王宁" 因为没有任何餐馆经验,只能从这种最低级的工作做起。
有一天,"王宁" 正在收拾几桌剩菜剩饭时,店老板从前台吆喝着:"王宁,快点儿,快点儿,先给六号台的客人加冰水去。"。只见老板喊了半天,王宁还是依然故我,依然从容不迫地整理那几桌子剩饭。老板不解,从远处走过来,气乎乎地从背后给了王宁一巴掌:"你是聋还是哑啊。你这小子,没来几天,竟敢不听老板的话。难道你反了不成?" 看到老板发火了,"王宁" 马上从月亮回到了地球。他笑着对老板说,对不起啊,我这就去加冰水去。
一个多月后,当"王宁" 回到雅典城,给我讲这件趣事时,我们俩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据"王宁"讲,那天老板叫他时,他根本就没反应过来老板是在吆喝他呢,他当然也就不会对老板的指示有任何行动上的反应了。看来,隐姓埋名并进入特务状态,并不是件容易事。从这点来看,他比大河肯定是差远了。那阵子,我时常拿这事和他逗趣:"就你这素质,当个特务或者间谍什么的,要是没有委任状的提醒,你肯定得歇菜"。
不久前,我们在一起忆苦思甜时,当年的"王宁"又谈起了这段打工经历。他说,那时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中餐馆的老板每天只付他十几块钱的低薪和几块钱的小费。就这工,猴年马月才能挣到钱呀。一气之下,"王宁" 把老板给炒了,到另外一个餐馆做"李宁" 去了。也许因为"王宁" 有过这个被人剥削的经历吧,他深知餐馆打工者的不易。现在我们去中餐馆吃饭时,每次,他给服务生的小费总是比较慷慨。
在美国,隐姓埋名打工者肯定还会有。比如,很多年前,照顾我女儿的华人保姆,用的也是假名字。有时候,我会想,打工时隐名埋姓真的有必要吗?现在的留学生还需要打工吗?纽约的中餐馆里还会有"王宁" 或者" 李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