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车复宗先生"浅见"的几点不同意见

车复宗先生在近期内发表了《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文章言简意赅，颇有见地，读后深受启发。但在某些涉及到战略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本人有一些不同看法，现在借此机会发表出来，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影子暴力":对"非暴力"原则的必要补充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车复宗先生在文章中强调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暴力革命。这在大的方向上是对的。不过近年来包括自由民主人士在内的一些中国人，在反对革命暴力和其他暴力的时候，把民众在面对中共强权、暴力压迫将自己逼到了难以正常生存、甚至根本无法生存的境地时，迫不得已的暴力反抗也给"名正言顺"地"反"掉了。比如去年的杨佳杀警案后，就有在国内外知名的民运人士(譬如余杰)辱骂杨佳是"暴徒";还有今年的湖北巴东烈女邓玉娇在面对中共淫官暴力强奸时，因为寡不敌众而迫不得已用修脚刀刺死淫官的案件，也有知名学者论断说邓玉娇有罪......这些人的"理由"，就是提倡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似乎既然强调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要求民众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的神仙，就连民众在被逼到绝路的起而反抗、情绪失控和暴力还击，也该彻底否定了;似乎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不能要民众抗暴维权的公理和正义。中共邪恶官员的暴行和恶行，反倒可以更加畅通无阻大行其道。那么，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还是不是倡导、维护民众人权和社会公理、正义的运动?抛开了对于民众人权和社会公理、正义的维护，我们又怎能指望民众的普遍觉醒，怎能指望获得民众广泛的信赖和支持?没有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的宪政民主又怎么能够获得成功?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当然很不错。然而这仅仅是我们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人不是一部能够完全控制情感、情绪和理性的生物机器，而是有情感，有情绪的动物，情感、情绪与理性在人的身上，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于调和的，这就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我们必须承认，在意外、危难和被暴力、强权逼迫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情绪冲动、失控都是难免的，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应当予以理解;何况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对于人在意外、危难和被暴力、强权逼迫情况下的"过失"、"罪错"，予以免罪、免责、免刑或减罪、减责、减刑的系列条款(包括中共的一些现行法律，也有相应或类似条款)。法律尚且已经否决了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遏制冲动、坚守"理性"这一过分苛求于人的"原则"，这是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考虑。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坚守这样的"原则" 呢?难道民运就只能讲机械的"理性"原则，而不需要全面考虑人性，考虑人的情感、情绪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吗?

不错，中国民运依靠自身组织建立武装力量，以暴力革命去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必须走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之路。但不能因强调 "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武断否定民众因遭受中共官员暴力逼迫，在和平抗争渠道被完全堵死，导致自身难于生存的前提下，采取暴力抗争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我们无权要求民众在中共暴力强权下做一个百依百顺的驯服羔羊;我们对民众迫不得已的暴力抗争的指责批评，同样意味着我们公理和正义理念的缺失，悖逆着民运的道义原则，在有意或无意中作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闲。

民众在面临中共暴力强权下的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在中共邪恶官员暴力和强权逼迫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使民众因此可能会在最后付出更大的代价，也是民众自己和民运阵营暂时无可奈何的事情;另一方面，既然民众的暴力抗争不可避免，并有它存在的道义正当性与合法性，那么它必将伴随着中共专制极权的存在而不断持续下去，并作为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它对中国民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今年春节期间发表的《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中，提出了对抗和动摇中共专制极权的"影子暴力"说，即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也不放弃运用社会自然产生、存在的暴力对中共施加强力影响。民众的暴力抗争，就是这种"自然暴力"的存在形式，而且是非常重要、最有可能层出不穷的"自然暴力"。只要民众普遍觉醒并有了正义的追求，那么就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奋起暴力抗争，并由个体的抗争逐步升级为大规模的群体抗争。不仅仅是被害者，就连暂时没有受到中共侵害的人，也会起而加入暴力和非暴力维权抗争的行列，就像邓玉娇案中的不少网民那样，更像此后不久(也是在近期的6月18日)，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的离奇命案，引发了并非本案受害者的7万多人群体抗暴事件一样......像这些民众自发行动所产生形成的自然暴力，就是能对中共极权形成震撼和动摇强力的"影子暴力"，是中国民运与中共抗衡的重要力量构成，是最终埋葬中共专制极权的重大希望之所在。

此外，我在今年春节期间发表的《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已经初步提出，草庵居士在其文章《中国未来的变局与海外民运》中，有较为具体构思的建议:策反中共军队起义，促使其站在民众和民运一边，去对抗和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这有很大可能性。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剧变中，多次得到了证明。这一思路，虽然不排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利用暴力革命实现宪政民主，但其主要意图并非用军队去开展暴力革命，而只是给中共形成一种实在而又强大的精神压力，迫使中共放弃其专制极权统治，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这也应算作一种"影子暴力"，是在发展壮大民运政治实力过程中，值得认真考虑和积极实施利用的"第三条道路"。

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却暴露出我们自己的不理性;反对民众在中共暴力、强权逼迫情况下的暴力反抗，就把我们自己推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越来越与民众格格不入。中国民运如果不能客观看待人的情感、情绪与理性，总是对民众提出过分苛刻的"理性"要求，而不能为人民大众伸腰打气，就非常难于取得民众的信赖支持，自由、人权和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就难于为他们所容纳、理解和接受，他们也就必将难于觉醒，难于接受和投入宪政民主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逻辑，民运阵营必须承认并接受这样的逻辑。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抗暴维权斗争此起彼伏，更有不少民众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杀警杀官借以自卫。这是民众别无选择的选择。民运阵营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即使民众在这样的行为中有某些偏离理性要求的过激行为，我们也应站在自由和人权立场上，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善意的规劝说服，切忌失去理性地横加炮轰指责。因为这既然是在邪恶官员逼迫下的迫不得已，那么民众在实施这样的行为之前，必然就已经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愤怒之中一段时间内的理性丧失，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的。那么由愤怒情绪支配产生的过激行为，怎么就偏要把它看作被害人的责任，而不能看作那些施暴和为恶官员的责任呢?

中国宪政民主运动胜利的希望，在于十多亿大众的觉醒，就像邓玉娇和现在的千千万万个网民那样。有了大众的普遍觉醒，就会给我们的社会塑造出一种应有的公理和正义，中共的绝大多数暴行就都会激起社会大众的普遍愤怒。中国大众普遍觉醒和愤怒的暴发力量，是中共整个统治集团都不可战胜的。

有了大众的普遍觉醒和爆发力量，中共大部分军队、警察和党政官员也会随之觉醒。这样，中共统治集团中那些过分的保守顽劣分子，就将陷入绝对孤立的状态，在无可奈何中失去自己的权力宝座。

而在民众的爆发力量中，暴力反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人的情感、情绪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任何言论而消失的，因此这样的爆发力量，不会因为我们强调和坚持 "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有所减弱。但如果我们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这样的爆发力量就不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却很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别的势力利用的力量，甚至成为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有害的力量，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阻力。

因此，在肯定和利用"影子暴力"前提下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中国民运的理性选择，才会找到一条正确的民运发展之路，才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中国民运当前应该努力探索，积极寻找、大力挖掘、认真整合和充分利用这样的"影子暴力"，与中共的暴力形成一种有效的"压力拮抗"和"压力平衡"，促使中共逐步收敛自己，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加速中共专制极权覆灭的进程。

(以上观点，大部分都是我在《用现代网络技术破解中共政治高压，从"绿坝"的"花季"和邓玉娇们的花季说起》中，第一次阐明了的。为确保逻辑上的更加严密完善，此处做了补充润色)

二、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态度问题。

在《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文中，车复宗先生还说:"我党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藏独、疆独"。我认为，这无论是在台、藏、疆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自由民主理念和中国民运的战略策略上，都是一个有待商榷的结论。

从历史层面说，台、藏、疆都是与中国大陆时分时合的，没有一以贯之的领土隶属关系。历史上某些时期断断续续的隶属关系，不能成为强行"统一"的充分理由。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统一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这要充分尊重台、藏、疆人民的自决权，以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的共同意愿为基本前提，而不能以大陆统治者的强硬态度作为统一的准则;而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准则，我非常赞同洪哲胜先生的观点:"统独不是目标，人们依照他们自己认定的福祉选择统独"(洪哲胜《我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为的是什么?》)。

按照以上说法，对于台、藏、疆统独问题的应有态度，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以台、藏、疆人民的自决权及他们与大陆人民的共同意愿为基本前提，由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按照自己的福祉需要进行选择。

然而，这在目前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以其强力控制着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不允许人民进行自由选择，而人民要在现实条件下摆脱这样的控制，其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不怕流血，最后弄到血流成河的地步，恐怕也是难以如愿的。

要实现这样的选择自由，必须有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制度环境。这是起码条件。

于是，问题就回到我们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上来了。中国民运早一天成功，这样的民族自决和意愿就早一天变为现实。

而一旦中国建立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制度，那么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就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不管是大陆同胞，还是台、藏、疆同胞， 都将逐步实现充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都将实现应有的福祉。于是，台、藏、疆的独立反倒会成为不可能，统一则会是轻而易举之事。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的统一或独立，最好还是要以尊重台、藏、疆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为宜。而统一的方式，因为民族间和区域间种种方面的差异性的存在，为了尊重这样的现实，因此最好还是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

台独、藏独和疆独问题，并非少数台、藏、疆人民无中生有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沉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我们对待这一问题，光有一腔"爱国"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历史客观和现实客观这两个方面，去冷静、理智的分析看待。台独、藏独、疆独作为问题在中国的出现，除了历史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专制极权造成的。没有起码的自由、民主、人权，人民远离应有的福祉，就连拥有亿万家财的贪官及其子女们，也要背祖弃国而去，更何况是台、藏、疆人民，他们本身就有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理由，又怎么不会产生离心倾向，怎么不会要求独立?

就连大陆人的背祖弃国也不能遏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反对、怎么能够有效地遏止台独、藏独和疆独的言论及其活动呢?

况且，中共在其统治中国大陆期间，还在没有任何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出卖了至少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遏止台独、藏独、疆独，那就先由中共就其出卖领土问题向全国人民认罪道歉，并把这些他们自己出卖的领土先收回来再说吧。中共不能认罪道歉，不能收回这些领土，又有什么理由、怎么能够遏止台独、藏独、疆独的言论及其活动呢?

再退一步说，到现在为止，所谓的台独、藏独和疆独，仅仅只是一种言论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我们讲自由、民主、人权，讲言论自由，为什么又不允许台、藏、疆人民发表他们自己的见解呢?而且在台独、藏独和疆独的问题上，本身就含有中共故意大肆炒作的成分，相当部分人的"分裂主义"帽子，都是中共给硬扣上去的，譬如达赖喇嘛和热比娅等人，他们本身多次强烈呼吁、要求中共尊重人权，确保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却被中共扣上了"民族分裂主义"的帽子，目的在于制造矛盾，煽动一些人盲目愚昧的"爱国主义"情绪，去发泄去折腾;由此而转移公众对于国内腐败黑暗的诸多问题的视线，消解人们对中共专制极权的仇恨和愤怒，化解中共迫在眉睫的政权统治危机。而事实上，真正的台独、藏独和疆独的言论及其活动，并非中共渲染的那么严重那么迫切，并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真要统一，也必须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制度前提下的统一。离开了这样的前提，即使实现了统一，也将是基础极不牢靠的统一。就像西藏、新疆本身已在中共专制极权下"统一"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却有不少人要求独立一样，如果以中共的强力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敢肯定从"统一"的那天开始，"台独势力"的活动不仅不会得到遏止，相反还会更加愈演愈烈!

因此，搁置统独争执，呼吁台、藏、疆人民和大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尽早结束中共专制极权的一党统治，这应是中国民运当前的最佳选择。这既符合台、藏、疆问题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符合台、藏、疆人民和中国大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完善和壮大中国民运的"统一战线"，大大加速中国宪政民主的进程。否则一味纠缠于统独问题，既不能得到现实解决，也分散了中国民运的力量和精力，延误了中国宪政民主实现的进程，最终使得台、藏、疆问题久拖不决，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久久难以实现各自应有的福祉。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由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主席徐文立等人发起联署，并已在台湾新闻界、政界和民间引起较大反响的《就签署"和平协议"，建设"公民三有" 的宪政民主中国致两岸领导人的公开信》，正是搁置统独争执，推进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有益尝试。因此，我恨爽快地在徐文立主席就签署"和平协议"征求联署的来信上签了字。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真心希望中国民主党人，能够把敦促海峡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运动，持之以恒地深入下去，直至取得成功。还真心希望中国民运阵营的其他组织、社团及个人，能够齐心协力地推进这一运动，搁置台、藏、疆统独争执，加速完善和壮大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促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早日实现。

三、走出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认识误区，在各种对立路线中寻找中间道路。

受中共辩证唯物论"两分法"错误思维方式的长期引导，不少中国人在认识事物、辩论问题时，总喜欢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这样的选择反映在中国民运阵营中，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与"暴力革命"的对立;台、藏、疆问题上统与独的对立等等，很难在两级之间的"中间地带"，做出一至几种消弭歧见、化解纷争的选择。其结果，就是产生不必要的内斗攻讦，导致内耗、分裂，削弱着民运阵营一致对抗中共专制极权，推进宪政民主进程的组织力量、思想力量和其他力量，对宪政民主运动起着不应有的阻碍作用。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事物所出现的问题，如果要站在其对立的两极的任何一极去寻求解决方案，都是很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能够走出"两分法"的思想迷误，在这两极之间去寻找众多的中间、过渡状态并进行慎重、细致的筛选、抉择，那么将会回避诸多的矛盾，减少诸多的分歧和争执，收到事半功倍、更利于问题圆满解决的效果。譬如对待宪政民主运动中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与"暴力革命"的对立问题，在台、藏、疆问题上统与独的对立等等，采取这样的方法，沿着这样的思路，就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路径，收到更好的成效。

2009年11月8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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