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经济增长迅速
日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公布一个结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目前中产阶层正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扩大规模，在大城市当中，这一比率还要高。
这一报告公布的数据与近年来的就业、工资增长、社会分配及消费等各种情况无法“共相”生存，与公众的实际感受更是相差很大，国内网友发出“被增长”的质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第一个幻象：中产阶级队伍的持续扩大及增长
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依赖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赖于现代部门就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工属于低收入，其人数增减对中产阶级人数影响不大）；第二，有赖于就业人口工资的增长。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情况均未出现。
先看新增就业人口的情况。2008年以前，中国已累积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尽管政府公布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74%，但民间调查机构宣布的比率却只有50%左右（大学生们提供的情况表明更低），而且初职就业工资普遍下降。
再来看就业人口收入增长情况。社科院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10%。但在国家统计局调查队举办的“居民家庭投资心态调查”中，只有6.3%的人表示自己的工资增长了。更重要的是，收入增长了10%，但由于房价在这一年当中上涨了将近一倍、其他各种消费品也在提价，收入增长比率远远低于房价增长比率。房价暴涨与物价上涨，意味着中产阶级资产严重缩水，人称“一套住房消灭一户中产阶级”。
一个不能隐藏的事实是：居于中国中产阶级中上端的外企白领，近两年有许多失去工作。早在2009年6月份，就有将近30%的在华跨国企业开始裁员。此后情况更形严重，关闭工厂、裁员、调薪成了外企节约成本、渡过危机的最常用手段。
此外，过去一年当中，由于中国政府用资产泡沫催动房地产行情，其结果是亿万富翁人数增加，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是中等富裕人群在减少，拥有投资资产在100万美元左右的高资产净值人数下跌了11.8%。
上述资料表明，近几年，中国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这些微观上的萎缩数据又如何能够加总出一个正在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二、第二个幻象：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还制造了一个幻象，即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该文如此表述：“社会流动由‘先赋型’变为‘后致型’，整个社会逐渐趋于高级化，……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
所谓“先赋型”就是社会精英的选拔机制按照血统原则，“后赋型”就是按照才能与个人成就。如果这段话是用来描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基本是事实。但如果用来描述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则是罔顾事实之言。这段话恰好有意忽视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一个最危险现象，即社会回归身份型特点，社会结构呈僵化状态。
这一事实就是从本世纪初以来，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家世背景渐成主要决定因素，农家子弟与城市贫民子弟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连就业都很困难，各地相继出现“官二代”现象。
这一被社科院报告刻意忽视的现象，早在2007年就被北京大学的文东茅所指出。文东茅以他参与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为基础，写了一篇“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文章指出：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文东茅文章指出的弊端，后来被无数事实所证实。尤其是在公务员招考中的“官二代”现象中得到体现。
近10余年来，由于职场之路变得越来越艰困，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往往出现上千人竞逐一职的现象。在人人都希望进入公务员行列，而公务员职位又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职位早已与普通民众无缘。官员子女拥有优先权已从官场的“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人们的首选。仅以2009年为例，湖南郴州市政府在2月曾下发《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入编考试考核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时，其父亲或母亲必须在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9月河南省固始县在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的选拔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人选绝大多数是当地官员亲属。
高等教育产业化使大学门槛大大降低，不少官员子女都能进入大学，这就使得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拥有一张进入精英选拔赛的门票。从此以后，中国的职场竞争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
至此，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它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精英选拔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很不利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将会加剧。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其后果较之财富分配不公更为恶劣与严重。
中产阶级为什么对现代社会的稳定有促进作用？其实人数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能力。社科院这一报告有意回避了这一关键因素，是因为在中国，缺乏政治与社会参与管道的不仅是中产阶级，还包括经济精英。这点，我已经在最近那篇“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一文中涉及。
可以说，这种充满了“中国特色”的“研究”，除了欺蒙公众之外，甚至无法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政策参考。中国要想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只有三条途径：第一，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使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不再成为“奥肯定律”的例外；第二，提高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社会分配机制；第三，建立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管道，让各阶层民众都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团体。否则中产阶级再多，也无法改善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