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倡导“三宽”（宽松，宽容，宽厚）著称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先生，因患癌症，于5月9日逝世。
据高瑜女士说，朱厚泽先生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还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的建议。无独有偶，这恰恰也是《北京之春》杂志在今年年初向作者约稿时列出的一个大题目。
曾与朱厚泽共事的姚监复回忆说，今年1月，他去医院探访朱厚泽，听朱厚泽再次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使资本家和地方财政得到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效的，但是不是可以持续发展？朱厚泽说，中国道路到底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非常好的经验，还是像苏联道路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在这段话里，朱厚泽讲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模式的特性，一是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可推广。我的朋友丁学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国模式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丁学良写道：“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窰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丁学良的这些反问非常有力。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很难做到的事，中国就做到了呢？而且还是在共产党统治下做到的。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工人农民的无情剥夺与压制，而共产党却是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相标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现在，工人农民都被叫做弱势群体了，可是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却是以工农翻身做主为号召；在整个毛时代，工农都是被奉为领导阶级的。不少人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一党专政加市场经济”（有人还加上“对外开放”）。然而按照这一概括，49年前的国民党岂不早就是中国模式了？
丁学良还写过一篇文章，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为何唯独中共政权得以幸存并焕发青春，大放异彩。丁学良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和共产主义的宿敌――资本主义结了婚，而其他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则是把“消灭资本主义”当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所以无法生存下来。丁学良的这一解答很值得商榷，因为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尝试“复辟资本主义”方面比中共还要早得多；另外，在共产专制垮台后，苏联东欧等国的前共产党人们也大都接受了资本主义。在我看来，真正的区别是，苏共、尤其是东欧共产党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放弃共产党的基本教义之后，还在那里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继续垄断权力，实行专政。他们的脸皮没有那么厚，而他们的手在试图扣动扳机向人民开枪时没法不发抖。
因此我以为，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尤其是要对若干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不但要探究它们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要探究他们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那种方式发生，以及前一事件对后一事件的制约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特性有更准确的把握，对它所蕴含的价值有更透彻的了解，从而也就对它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更清醒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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