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年了，我的儿子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六四除了从“反革命动乱”到“六四风暴”，再到“六四风波”的渐趋温和的易名外，迟迟得不到平反，刽子手们还在逍遥法外。郁闷之余，决定拿起笔记录一下当年，以表达对六四学生们的支持。
清楚的记得，1989年六四的时候，我刚刚被医生确诊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只好每天躲在家里看电视，了解学生们广场请愿的动态。然而，电视里今天说：“学生游行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明天说：“是为了给小平同志问好”，到了后天广场上已经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实在掩盖不住的时候，才报出来了实情：学生们在绝食请愿。要不是怀了孕，我说什么也会到北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央团书记那张象死猪头表情一样的脸令我至今难忘，那些哄骗孩子的话也尤在耳边：“学生们，停止绝食吧，这样做对党和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请相信我们，我们会解决的。”我预感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太善，同时脑袋里画了一个问号：既然能解决，为什么现在不解决？
1989年6月2日一早到了单位，恰巧听到同事的朋友，北京某炮兵学院的领导在电话里对他说：“赶快把你的孩子领回来吧，中央已经决定武力解决了。”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对哥哥说了这件事，他毫不犹豫的说：我去一趟！于是，我给他拿了2000元钱，这相当于我一年的基本工资。回到家里，满怀心事的入睡了，却做了一个梦，“梦到昏暗的广场上，机关枪吐着火舌，向一群没有穿衣服的学生们扫去，而我飘在空中，大声叫着：不要啊，不要啊！一只大手把我罩住，像杠杆一样送了回来。”这边睡梦中的我猛的一下坐了起来，把我的先生也给吓醒了，他急忙问：怎么了？我将梦境如实道来，一边嘤嘤的哭起来：哥还在北京哪。他安慰说：不可能，不可能，还体恤的给我倒了一杯水……。
到了六月六日，街上传说，有学生包着头，从北京一路下来，一路演讲：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了！站在家门口，向远处望去，看到两个中等身材，结实的男孩站在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激动的向大家讲述着。忽然有人报告说：你俩快下来，警察来了！他们两个急忙下来，朝南边跑去。警察远远的已经看到了他们，径直朝他们奔去，他们头也不回的朝前跑，“砰，砰”两声枪响，警察朝天鸣枪示警了，两个孩子傻傻的站在那里愣住了，警察得意的收起枪，满以为可以抓到这两个孩子，却被两个骑自行车的工人给拦住了，他们气愤的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你们先把我俩杀了再把他们抓走！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两个六四学生趁机在工人的示意下逃走了。
警察不知为何朝我的方向走来，人群紧随其后。我的身后是墙，躲不开，走不掉。原来，他们每移动一点人群就会跟着，只好站到墙边，躲开人群，吸根烟休息一下，我成了离他们最近的人，看清了他们手中的武器：一个拿着长杆枪，另一个拿着“小五四”。我不由自主的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就跟你们的头说，没抓着，老百姓不让抓。一个年轻妇女接着我的话说：咱们老百姓哪敢呐？人家刚才那两个也是学生家长，是出来找他家孩子来了，没找到，遇上了。两个大汗淋漓的警察吸完了烟，叫了一辆出租车，却怎么也无法把杆枪放进去，因为枪是新发的，他们不会收，折腾了半天才坐上车走了。后来听说一部分工人上街游行了，被警察镇压下去，抓了二三十人，警察说，只抓头，别人既往不咎。
到了六月六日的时候，嫂子沉不住气了，开始详细的问我哥去北京的经过，妈也恼怒的说：这他要出点啥事，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活？我则偷偷的躲到屋里暗自落起泪来。傍晚，将近8点钟哥才回来，妈气愤的说：怎么不说一声就走，还去了这么多天？哥狡辩说：妹知道，是她叫我去的。妈见他顶嘴，气的一边打他一边说：你妹让你去死你也去呀？她只是让你送钱，也没让你呆那么多天哪？哥后来解释说，没有票，搭车到了遵义才上了火车。手中的钱都给撤退回家的学生买车票了。
后来电视里播出了这样一个节目，介绍说是有三个学生拿捐款的钱到饭店里面大吃大喝，桌子上面摆了三骡子碗，说是学生们吃的。我对记者的做法哭笑不得。那些碗即使一个挨一个的摆在桌子上也摆不下，三个学生如果要把这么多碗里的东西吃下去，那还不撑死才怪！这不，老板娘在画面里撵记者说：“照什么照？一大早晨的碗都让你们给拿走了，谁还不吃饭咋地？”简单的几句话，道出了实情，不论记者怎样造假、毁谤，都改变不了六四学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六四的学生从来就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