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的政治，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在传统的史学家看来，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失序，构成这一时期的主流特色。但是正如罗隆基所说：“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一书中也曾提及，胡适晚年就不止一次地称赞民初的国会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美国学者林蔚(ArthurWaldron)在研究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著作《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中，特别指出北洋时期经济有实质性的增长，言论有更多的自由，文化也有较多的成就。特别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会政治，“虽然国会的成就有限，而且经常大权旁落，但是国会一直是整个北洋时期立法活动的焦点，这是不应该忽视的。”在民初国会政治中，质询权是其行使立法监督功能的重要方式。
质询权是指立法机关的议员，对于政府的施政方针、行政措施及其他事项，使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行政机关主管提出质询，要求其书面或出席答复。质询权行使分为口头质问与书面质询两种方式。根据民国初年《议院法》有关条款的规定，议员在质问政府时，必须以二十人以上的联署方式提出质问书，由各院(即参议院与众议院，统称“国会”)转交政府限期答复。在政府答复后，如果提出质问书的议员认为政府答复不得要领时，可以咨请国务员(国务总理或总长)限期出席答复。议员对于政治上的紧急问题，可以提出临时动议，经过院会议决通过后要求国务员出席答复。与书面质询相比较，口头质问在民国第一届国会时期虽然并不多见，但因为是即席方式，其场景有时候更具有震撼性。有学者统计，在国会第二期常会(“常会”即国会的正常会议，当时规定每年常会时间是四个月。因每届国会任期3年，所以共有三期常会)期间，仅参议院就曾5次邀请国务总理段祺瑞到院接受当面质问，分别是为陕西省议会被人破坏和捣乱事件、天津老西开与法国交涉事件(此指1916年天津法租界试图进一步在老西开地区扩张，从而导致天津市民抗议的事件)、第一班参议员改选事件、派遣赴日专使事件与财政部官员受贿及交通部租车事件。
在众议院也曾发生国务总理段祺瑞就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受贿一事接受口头质询的事件，时间是在1917年4月17日。财政当局受贿案是在4 月初被《申报》披露的，此后一直受到媒体关注。大致情况是财政部在受理商人张兴汉开办炼铜厂申请的过程中，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等主要官员涉嫌收受张兴汉的商业贿赂。
据当时公布的《众议院速记录》记载，众议员吴荣萃质问：财政交通当局受贿问题是否真确？众议员胡祖舜进一步提到：现在报纸关注炼铜厂事件，其中财政总长收受商人贿赂有无其事？段祺瑞回复说，财政部事件自己近日才发觉，已派人密查。至于财政总长受贿问题，段称派人查办，尚未收到报告。他还透露，此事被发觉是在上星期的国务会议，财政总长在发言时曾检举财政次长在炼铜厂事件中受贿。
对此，吴荣萃紧追不放，质问说据报纸登载财政总长举发时并呈出行贿证据，为标记有“锦生堂”字样的银票一张，是否确有其事？段祺瑞承认票子是有的，什么字号已经记不清楚了。段还提到在国务会议上，财务总长曾经拿出商人张兴汉写的两三篇文字，仿佛是具结形式(即保证书)，内容是担保财政总长对于此事并无受贿情节。吴荣萃对于具结一事提出质疑，认为如果财政总长没有问题，为何能够凭空让商人为其未受贿行为作保？段祺瑞只得再次表示政府一定认真查办此事。
众议员胡祖舜认为，此事既然是财政总长自行举报次长受贿，总长所知必较他人为真确，政府应即根据此种举发依法办理，为什么在目前为止还在密查之中？段祺瑞回复报纸报道多有不实之处，政府不能只凭报纸登载的内容，即认为是事实的真相，所以对于财政总长的举发不能不派人认真密查。胡祖舜反问，既然总长将次长受贿情事自行举发而又拿出证据，并指出行贿次长、参事之主名，只要不是捏造行为，作为受贿的官吏其实已经失去任职资格，政府为什么还让他们在职而不加以惩办？
众议员张知竞认为，此事财政总长既是举发者，又为什么要让商人具结证明他自己未曾受贿，可见财政总长对于此事也在嫌疑之中。众议员张伯烈在发言中还声称：“请总理注意，此事查明之后已属刑事上处分问题，现在对于此事有关系者应即秘为监视，切勿听其逃逸为要。”众议员凌文渊表示：“总理如对于此事尚在疑似之中，当然派人密查，倘已认为实有受贿情事，则对于受贿之人及受贿程度并经过情形皆可一为宣布。”段祺瑞表示，政府对于此事不无疑虑之处，所以才派人认真密查，虽然财政总长举发次长受贿，但当时有人称其中还有其他情形。既然是两方面情况都有，就不能立即认定主管长官举发属员是职责所在，因此需要认真调查。段并承认财政部存在受贿事实。段祺瑞还一一回答众议员徐兰墅关于商人具结目前存放地点、时间与财政总长举发时间。段称被举发次长是殷汝骊，表示此案将来交付法庭一定要有确实的凭据。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对于段祺瑞的回答，议员们均表示满意，称“总理答复甚为明了，可以不必质问矣”。财政当局受贿案在国会质询与舆论的压力下，竟然在第二天(4月18日)就有了结果，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后逃匿)等人，因炼铜厂受贿事件，均被北京政府免职，不久后被逮捕，陈锦涛成为民国建立以来“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