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有人说成是三年大饥荒)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民间统计自3500万至5000万人不等,但官方却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对机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在官方的记载中却语焉不详,而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海外学者最新报告 “三年自然灾害”是中共体制造成
一份由澳洲国立大学的Xin meng、耶鲁大学的Nancy qian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Pierre yared共同发行的论文于2010年9月于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第16361文件(NBER WORKING PAPER 16361: http://papers.nber.org/papers/w16361)中指出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系因中共体制造成的。
文章上来就是两个数据:1)1959年,粮食产量是维持当时人口粮食消费底线的三倍;2)人均产粮越高的省份死亡率越高。如果这两件事是真的,那“自然灾害”是饥荒主因的解释无论如何不可能成立,只可能是粮食分配机制出了问题。这篇论文的论点也正在于此:僵化的分配制度不能随产能冲击而调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单次饥荒死亡人数之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中共大量输出粮食并对外援助
英国籍华裔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国政府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她也指出,中共出口粮食为的是换回外汇搞原子弹以争霸全球。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政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除了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外也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畿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畿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持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上级有令“饿死人也不准开仓”
张戎更指出,让人惊愕的是1958、1959两年当饥荒发生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曾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但上级有命令“水果即使成吨的烂掉,饿死人也不准开仓。”
在杂交水稻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院士袁隆平先生于2010年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自己是过来人和见证人,道路旁许多饿死的尸体,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饿死四五千万人是真,但绝对和干旱没关系,也不是因为缺粮,而是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收进所谓的粮库里了,发生大饥荒后又不肯开仓赈灾,大批灾民就饿死在堆满粮食的粮库外面。”
回顾过去,面对粮食紧张问题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同样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则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得。”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政府政策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共对人民的态度。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直至今日仍不透露真正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或许有人会说,这些是过去了的事情,政府的态度早已有所转变。但今年西南五省遭遇百年大旱,据官方报导,受灾人数达6000万,经济损失 200多亿,而政府只拨了1.55亿元救灾,但同样于今年举行的上海世博会却耗资了4000亿人民币。那么,政府对人民的态度真的改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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