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藏魂与超越尘世

——评袁红冰教授悟世新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一书

作者：安乐业发表：2011-03-16 14:15

著名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大警醒之作《台湾大劫难》、《台湾大国策》作者袁红冰教授，又推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悟世新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一书。这是一本文、哲、理、法，以事件本身穿插而塑造的一幅流动的画面，也是巧妙地应用为起点即终点的手法结束形象化的表述。令人对作者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寻求真谛的执著敬佩万分。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而恐怕写不出此书所展现的宏伟壮观，但是，作为事件本身的一部分，岂有装聋作哑的余地？愿意与大家一起试着去捡拾一位哲人寻魂足迹中遗留下来的灿烂而耀眼的思想火花。

文哲完美结合使人叹为观止

袁红冰教授下笔如同优美的狂风暴雨擂过万年深渊，能使冻僵的山体起舞；沉默的岩石说话；流动的江河凝结；令太阳都一时沉醉却留恋此景此意而忘返西行的路上。又类似于西藏史上少有的人物之一五世达赖喇嘛笔下记述的藏史《新春女王之歌》（汉译《西藏王臣记》）的现代版本降临人间。唯一不同的是五世达赖喇嘛作为胜利者以西藏最高政教领袖的身份记述历史，而袁教授是作为探索一个没落民族灵魂的阐释者身份表述历史。

文学语言，尤其是形象化语言对作品注入活生生的生命力以及给人带来感官，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的奇效。《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真是这样一本言语起舞的一连串组图，语言的优美在形象化中呈现，并达到了“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的境界；诗者的语言成为灵魂在宽广无边的思想深处伴随飘荡的狂风，穿梭于上下万年，并划破了宇宙深藏不露的真谛。这可能是文（诗）哲结合的起点，也可能成为现时的终点。

在《孤独感与人类文化创造》一文中說﹕“二、三流的文学和艺术就刻意表达的是外在孤独感，第一流的很能震憾人心的，往往是根本孤独感”（注释1）。根本孤独感意味着寻找真谛而不停的跋涉，也就是寻魂路上的艰辛和澄清“虚无”和“无我”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不同。这又在袁教授的新著中凸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叹为观止。佛家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盘寂静”。虽然大乘和小乘佛教对这四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又因为宗教色彩浓厚而不易理解，但是，按着现在的话来讲，第一句话指一切在变化之中；第二句话指苦乐在交替中前进；第三句话指一切事物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独立性；最后一句话的归宿为涅磐，即虚无中沉没。当然，西藏是大乘佛教的继承者，主张“涅磐无际”，即身归虚无又灵魂不灭。

袁教授敏锐的哲学洞察力抓到了“无我”的真谛。此乃至少现今为止人类所找到的阐释为何要大家和睦相处的最具说服力的哲学理论，其意义在于对解救人类精神危机有望能够提供解围的途径。至于“无我”本身，不妨我们从两个层面去考察：

第一，虽然每一个人都自己称之为“我”，却大家可以用简单的解剖方法去思考，比如，先割去两只脚，然后割去两个手臂，之后割去头颅，就剩下躯体。再去找“我”在从脚，手，头颅和躯体等各个人体的组成部分上，恐怕再也无法找到“我”字的存在，甚至解剖的再细一点，所谓的“手”，“脚”，“头颅”和“躯体”的字眼也找不到，使来自自然，回归自然的一把灰尘，其余可以进行类推。但是，又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抹不去所谓“我”字的阴影，西藏哲学把此一现象称之为“相对意义上的我”。

第二，所谓的“我”只是依赖于人体的一种精神现象，“人体”又是依赖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灰尘结构。那么，西方文化几乎主宰人类社会，其核心主张“自我”观念普及四方，“人权”意识奉为至宝的今日，否定自我不是在否定“人权”吗？其实不然，西藏哲学虽然不主张绝对意义上的“我”，又不否定相对意义上的“我”，其理由在于如同应用以上思路找不到绝对意义上的“我”，也找不到精神和物性两方面独立存在或独立完成的任何事情，比如，从两性结合生产“人种”开始，人和衣食住行的关系，人和知识的关系，人和事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相互依赖或互动中形成的，尤其是现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佛家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的道理也就此。

反观藏传佛教哲学，“众生为母，慈悲为父”的理念，其实“无我”境界的相处艺术。既然万事万物在依赖或互动中延续发展，“平等”或“敬人敬物”意识起着互动的桥梁作用。同时，呈现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又为我”的辽阔远景。

这些是否将来成为袁红冰教授独创的名言“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良药？答案可能在取决于以下两个关键举措的成败有关。其一，藏学与科学的对话可否一如既往地延续和促使达到互补的高潮？其二，藏人是否愿意摆脱人为的种种限制和沿着佛祖允许任何人对他的理论可以进行质疑的伟大精神纳入自己的行为准则？

身的流亡，心的流浪

大家通过《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一书，能够清晰地目睹一连串流动的画面。

从前面去审视，达赖喇嘛引领八万藏人跨越喜马拉雅开启了前赴后继的百万里长征，我们完全有理由与犹太人反抗奴役而离开古罗马帝国相提并论，上下千年为何如此相同？人类社会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从背面去解读，藏人的心在流浪，为自由为平等为复国，六十年如一日地有识之士背负着引导民族大觉醒和摆脱残酷现状的使命。岂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部当代史诗又是什么呢？

藏人的流亡既是肉体的流亡又是心灵的流亡，时间上跨越上下六十年，地理意义上翻越喜马拉雅，又进入五湖四海。“艰辛”两个字编织着整个流亡的过程和寻求生存的每一块小步，甚至佩着枪林弹雨走过一段自由在落日后的漫漫长夜，但是，“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眼里的太阳是紫色的又是红色的……世界就在你的掌上”就支撑着藏人的野心或自信，因为他（她）们虔诚地实践“爱”在“憎恨”的大地上播种，无论收成如何他们有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敢于面对死亡，敢于面对一切。也许世界屋脊恶劣的气候和被灾害随时夺命的环境把钢丝式的性格特征烙印了他（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坚强的信仰为后盾。不管意义上的对错，从勇气上有的信徒敢于自己的大拇指头缠上棉花并粉饰酥油后，替代金灯点燃供奉。“爱”在他（她）们的心中，还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对付不了？

如果说西藏当代母语文学之父端智嘉前辈笔下的诗作《青春的瀑布》开启了藏人闭门依旧的灵感之门，那么，醒世之作《西藏零八和平革命》（暂名）作者扎加（学懂/学东）先生开创的“新学派”展示了藏人通向自由的更新之路，又敲响了藏人灵魂深处沉睡千年的赞普精神行为之门。虽然西藏的零八和平革命失败而告一段落，但是，囚禁千年的赞普(布)精神（注释2）在血管中开始起步，当循环形成急流的那天，真如为《骚动的喜马拉》一书而囚禁十二年的西藏作家卓玛加先生预言不如说零八革命前夜写成了预告。他（她）们再次必将谱写人类追寻自由路上的最壮丽而最耀眼的英雄史诗。藏人一旦掌握信仰力量和求存力量能够归为平衡的技巧，就没有克服不了的现实和突破不了的铁门。袁红冰教授对此作了从文化上的深远意义和现实中可行度的价值。

现实无情，但是人有情

袁教授向大家首次披露了西藏问题最深层的一面，即胡锦涛弑佛或谋杀十世班禅大师的事件。

首先，“弒佛”一词源于汉传佛教文化，其表达最不可饶恕的一项罪名。不管从中国的传统或者在帝王时期，至少之敢想而不干动的一个禁区。“相传释迦族的王子提婆达多，是佛佗的堂弟，可是因为野心膨胀，多次谋害世尊，最后坠阿鼻地狱。”但是，北京政府什么都敢于超越，“弒佛”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看，袁教授一直强调的“中国现在沦为文化亡国”不仅没有言过其实，而且，恰如其分地揭开了现实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

其次，现实中国文化处于一败涂地的境况，文人沦为助纣为虐的打手，德高望重的人物御用为帮邪除善的预言家，年轻学子雇佣为宣扬空洞民族主义的鼓手。治国方略步入比黑手党还差百倍的红色恐怖的今天，如同“柳暗花明又一村”，袁教授又向人类展示了中国文人的道德良知。确切地说，点燃了重振中国五千年文明遗留下来的崇高“文武道德”的金灯。这对能否照亮十五亿中国人徘徊在道德沦为暗夜的前程？又是否促使醒悟人类正在进入认识误区的歧途？现在只能等待人们对这个事件的重视程度和良知所表达的深浅如何？

其三，向藏人指明了如何去摆脱“命运在谎言和无知中蹒跚”的方向。藏人而言，“弒佛”是不可接受的残酷现实和无可奈何的惊天霹雳，又是考验藏人是否真正愿意去坚决抗衡文化灭绝的意志和决心？其实，“弒佛”是淹没在铁幕背后多年的不可告人的阴谋终于向世人展示的铁证。在铁证面前，任何人无法否定和无从找到北京政府的诚意。现在谁有胆子西藏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达赖喇嘛请回西藏？这个所谓促成“达赖喇嘛回家”举动是善意还是模棱两可的一套设计？

《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一书还向世人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的线索，比如，“伪自由文人”，“文化特务”。稍微对现实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超限战理论”的产生和背景，“超限战理论”是个应用不受限制的方式方法来战胜对方的战术。其理论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战争概念；第二，战法概念；第三，对付包括潜在对手在内的超限战预案。前者不受军事和战场的限制；国家或者对手阵营之间的战争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竞争和渗透，对抗和动摇；战场自然是现实空间，网络虚拟空间，人的心理意识空间以及外层空间；战争目的为有形或无形强迫来达到对手接受胜利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如果谁想战胜这个精心设计的现代战场上，就必须达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精神状态。袁教授对藏人提供了如何去“知彼知己”的捷径和战胜强大对手的前期预备所需的一切精神食料。

现在西藏问题已经进入了“谋战”的阶段，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尤其是大国用以托价还价的砝码，团体和个人用以赚钱发财的台阶，媒体用以引进投资的前台。如此从综复杂的现实面前，藏人必须要学会或掌握利用和被利用的内在运行和外在艺术，否则，必败无疑。幸亏袁教授站在掌握和精通中国政治运行规律的制高点上，及时地向藏人发出了必须警惕的信号，因此，藏人应当珍惜难得的机会重新审视所走过的路程和正在踏步的路况以及未来迈进的方向。对此袁教授如实告诉藏人，“我们分明已经听到了历史机遇的召唤。但是，历史的机遇只会给有充分准备的人们带来幸运。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为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而做好一切实际的准备吧。”

“西藏复国”史无前例

袁教授作为一名还原真相或悟世的学者，他就第一次从中国人的角度提出了“西藏复国”概念，给人一种还原带来的晨光有望照亮四海五湖的深感，因为，至今除了曹长青先生没有一个中国人提出过还原西藏历史真相的概念。如果说曹长青先生提出的“独立是西藏人民的权利”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还原西藏历史真相的起步，那么，袁教授的此举敲响了完成还原西藏历史真相的钟声。

为何十五亿中国人当中至今没有出现过敢于面对还原历史真相的文人？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应当从三个层面去考察和总结。一方面，近六十年来，北京政府发动国家宣传机器“矮化丑化消化”西藏的误导有一定的关联和对民众受到了很大愚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北京御用文人泯灭良心和违背文德而求荣以及唯我独尊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作祟的程度也不亚于当代“原教旨主义者”顽固不化的教条和蒙昧求虚的激励；第三个方面，只求帮助北京政府所谓“西藏是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寻找依据的翻译和研究队伍把误导了整个中文学术界，其理由为如下：

1，“萨班归顺元朝”说，依据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晤可汗忽必烈后写给吐蕃僧俗群众的一份信中的一句话，即所谓“你是头来归顺，其他人脚来归顺”。其实，所谓“归顺”一词，从藏语上看，不仅没有“归顺”之意，而且，真正意思为“看面子”。按着藏文原文，“你是看面子而来，其它人怕脚而来”，因此，“归顺”一词为依据的史学观是片面而牵强，不能作为真凭实据来争辩，连现今在中国出版的《藏汉大字典》都容易戳破诱人的谎言。

2，近六十年内再版的《清实录》和研究西藏历史论文或专题著作中出现了所谓的“住藏大臣”一词。从而产生了“清廷管理西藏”说，其实，这又是一个大误导。清廷派遣其它国家的大臣和西藏的都一类称为“钦差大臣”。当时清廷没有外交的概念，只有一种我为中心的意识，不过，其实质为派遣其它国家的这些钦差大臣办理外事，西藏也不例外。由于清廷把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汉文称“黄教”）被奉为国教的前提下，“上师”和“施主”之间的交往相较其它国家而言非常频繁，而且，精神上清廷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军事上西藏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因此，西藏和清廷之间就形成了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所以，所谓“住藏大臣”向人显示了篡改历史事件的缩影。

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章程》，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清代冶理西藏法典性文书。然而，目前社会上却出现和流行着内容差异很大的两种不同版本，即原藏于拉萨大昭寺的《水牛年文书》中辑录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两藏历史档案荟粹》中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本书通过对《章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等系统研究，以及对两种皈本的藏文本及其汉译本逐条进行对勘，并查核制订该章程所依据的有关档案文件后，认为前者系《章程》之正本。”（注释3）这段话有问题吗？除非历史学家或研究西藏问题的人，表面上读不出来任何问题，然而其中的的“汉译本”却倒出来了实质，任何人不会否认如此没有汉文或满文版的所谓《章程》意味着一种形式或根本没有对西藏起过任何影响的废纸而已。再说哪一位钦差大臣懂得藏文？连藏文都不懂的钦差大臣如何去执行？顺便说一句，这个文本很可能西藏高层内斗导致的相互倾轧而写成藏语文本的一个假《章程》，因为，当时因西藏政府的邀请而清廷派兵帮助藏人驱寇，并且，西藏处于高层内斗不断，活佛转世争夺频繁的时期，很可能与清廷关系亲密的一些官员对藏内采取了吓唬对手和平息斗争而采取了如此低劣的手段。否则，就没有理由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为中文的版本之外找不到以往的其它版本。

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袁教授提出的“西藏复国”，就不难看出还原历史真相的用意以及他一向主张自由地写作，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述的言行极度一致的可贵精神。此精神实属中国五千文明所流传下来的“崇高文德”，重新点燃就意味着有希望中国文化复兴即将开始，这与连北京政府已经签署过的“自决权”都不敢面对的文人之间有天南地北的距离和不同。

同是天涯沦落人

袁教授站在文化的高度分析后总结了藏汉矛盾的实质，即北京政府对藏人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导致了已经失去文化性心灵家园的汉人得到了自慰式的满足。其实质在于中共把西方极权主义为源泉的马列主义被最高法律形式宣示全体中国人民的行为准则的那天起，中国已经沦为文化亡国。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精神已埋没，中国文化之魂已消失，中国人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奴隶。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地位。”因此，“……没有文化之魂的行尸走肉，必然表述丑陋至极的人格状态。当代中国人只是一个猥琐的奴性，一个无耻的谎言和一堆污秽的物欲。而当代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正是无魂的汉民族丑陋人格的集中表现。”所以，最悲哀的莫过于自欺欺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从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铁一样的事实。纵览世界，不管政治意义上发生的悲剧，还是宗教意义上发生的悲剧，或者种族至上主义意义上发生的悲剧，基本上都是源自“绝对化的意志”。“绝对化的意志”没有任何弹性和留有余地，而且，强制性隐藏于前提和唯我独尊促使继续走向极端。真如前面讲过，藏人奉行“相对化的意志”，“相对化意志”表述着一种万事万物在“因果”或叫“依赖”中运行的规则。此规则不否定他人意志的存在，又主张相互依存的哲学真谛。现在大家能够摸到现实藏汉矛盾实质的脉搏，两个不同的血流在同一个身体上相互排斥或厮杀，甚至即将演变为血癌。这真是“绝对化意志”和“相对化意志”的一场搏斗，因此，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道路”又向人类展示了不平凡和高瞻远瞩的魄力。当然，2008年之前的内容为根基。

尽管藏人蒙古人汉人，甚至整个人类都面临着如此严峻的现实，但是，只要有信心和准备，就有望“信誉复兴”的时代即将来临，因为，袁教授为代头的一批人在从哲学的深层，现实的高度，探索和挖掘人类精神危机根源和医治的方式方法。笔者坚信撇开宗教色彩的西藏相对论哲学能够帮助和指明这个伟大使命兑现的途径。

结束，即开始

从西藏文化的角度讲，“生，即死的开端；死，即生的开始。”《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一书的主人公“金圣悲”背起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义”字和手扶世界哲人智慧基于一体的双勇拐杖，并在爬山越海寻找藏魂，终于在三大文明奉为圣山的“岗仁波钦”脚下找到了藏魂，但是，“金圣悲死了。躯体僵硬，像一块英俊的岩石：灵魂却随高原上的风一起，摇摇滚滚，飘向天际。死了，却不肯回归虚无，因为，金圣悲也有菩萨之心——只要还有人处于苦难中，菩萨就不会回归极乐：只要还有人不能理解自由，哲人就将以青铜色的风的名义表述自由，那虚无意境的真谛。”

金圣悲的灵魂已经伴随“通向紫色虚无的自由之风”，翱翔于涅磐无际的深处，却将背影留给了美人，同时把智慧留给了人类。

这是结束，又是开始，因为，袁教授为寻找“真谛”而付出行动和执着超越了尘世，即思想升华了悟世的境界。思想的升华类似于死亡和再生的一种过程，升华后的思想必须承担表述自由和给人类送去他已经寻到的自由启示录的使命。这就是真正的文人，又是哲人，更具大无畏精神的当代文坛圣人。

2011年3月11日成稿于澳洲悉尼。

注释：

1）《读者》总第58期/1986.1/社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2）赞普精神：赞普为藏语是历代吐蕃（Tibet）王的称呼，意即“天子”。在雪域高原上第一个吐蕃天子聂赤赞布（普）于公元前825年建立吐蕃国直至于公元923年吐蕃末代天子白科赞（之前达玛乌东赞布被杀，其二子分别在拉萨和洛卡执政，白科赞为洛卡王之子）被起义军杀害而导致吐蕃国解体间共经历了1748年，传45代赞布。这是人类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封建王朝。在长达1748年之中，吐蕃疆域从最初局限于今西藏山南雅伦河谷一带，人口大约不足10万的部落政权最后发展到称雄中亚的大蕃国。(所谓“大西藏”，依据大蕃国的，因此，今天对“藏区”叫“大西藏”有故意夸大其辞的嫌疑。)那么，这个政权依靠什么样的文化延续了统治呢？主要依靠国家观念，疆域观念，世俗观念，崇尚英雄，政教分离等措施。同时，引进袄教“二元论”对苯教文化的冲击和整合，第2是引进以大乘显密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吐蕃文化的冲击和整合。这2次大文化的影响中，西藏传统文化以柔克钢的肚量不仅吸收了2者，并丰富了自己的哲学系统。

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作者: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ISBN:9787800576805,7800576809/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06-8

［编者注：《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著名中国流亡作家、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最新著作。该书以达赖喇嘛尊者引领八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开始流亡为线索，从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角度，多侧面，对西藏问题进行了全景性的探讨。深刻而全面地描述了当代藏人流亡的英雄史诗和自由西藏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将于2011年3月中旬全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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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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