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生活里,我觉得改变自己世界观最多的,不是知识和学位,而是灾难。
人与天
我曾经说过,自己小时候看过外地的灾民来到家乡乞讨,他们带来了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开启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我记得很多人都是家乡遭受了水灾。
其实温州也是个灾区,每年七八月的台风就是。1994年第十七号台风袭击温州,死亡一千多人。我家在江边,江水涌进我家,妈妈带着妹妹躲在安全的地方,我冲到三楼把窗户给插上。那一夜,家里的烟囱,被台风刮倒,噼里啪啦,砸在院子地上。第二天我发现有一座两层楼,第二层直接平移到隔壁平房房顶,平房是一家啤酒门市部,看着满地的碎玻璃,我们路过时候,哈哈大笑。
也许灾难不够大,我们从来不觉得害怕。另外一种可能是,对于灾难的厉害,我们知道得不够多。记得 1998年长江洪水,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英勇的解放军,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我们隐隐约约地议论,在抗洪抢险中,很多解放军战士死了。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解放军和牺牲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坚定了只要肯付出代价,人定胜天的信念。
这个想法在2004年的时候,第一次受到了冲击。那是在圣诞节后,我坐在电脑前工作,看到东南亚海啸的新闻,记得当时关心的是tsunami是翻译成“海啸”,还是“津波”。但是,现场的画面,让我惊呆了,从来没有看到灾难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死亡人数超过24万。
数字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你知道在人与灾难的对抗中,到底谁真正赢了。2005年的7/7伦敦恐怖袭击,让我再次感到震惊。我记得当时在图书馆看书,是一个夏天,隐隐约约地听到利物浦地铁爆炸了。我对英国还了解不多,心想利物浦还挺发达,居然有地铁。
很快我知道原来是伦敦的利物浦街。这个不是最残酷的,残酷的是那辆双层巴士被人肉炸弹,掀掉了顶层,血肉飞溅到路边的墙面上。那张被媒体特写的照片,没有任何人的痕迹,只有鲜红的斑点。但是,你知道也许有这么个人,那天临时改变主意,心情大好,走路上班,也许与那些鲜红的斑点,没有任何关系。
那堵墙,在英格兰夏天特有的光线下,与血肉相混,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在英国的日子,特别是夏天,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的要求很简单,心情也会与天气呼应,干净纯粹,没什么渣滓,甚至会希望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心情。但是,你却突然发现,一个生命就这么消失掉了,没有任何征兆,这墙上的血肉,是一个活着的人,又不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与一千个人
从东南亚海啸,到伦敦恐怖袭击,通过媒体,都是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知情的权利来得太彻底了。我觉得自己对于灾难变得格外敏感,也变得胆小,变得麻木。等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候,对于死亡的数字,我基本上麻木了,唤不起特别强烈的感觉,甚至开始反感“加油”这样的鼓励。
我当时问自己,假如一个身边的人消失了,与地震死亡数字每增加1000个人,哪个更让我牵挂?
我开始欣赏艾未未的行为艺术,他把所有丧生孩子的名字找出来,用他们的书包砌成一堵墙。这个时候,对我来说,一个人的死,与一万条生命的消失,是等价的。也正是这种反思,我慢慢明白,在英国为什么一个人被谋杀,会变成全国新闻。也为自己过去,并没有在意那些抗灾死难的战士,感到有点歉意。
现在,我已经臣服于任何可能的灾难,毫无反抗的心思,尽量不对身边的人生气,与朋友相处客客气气,把想做的事情,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完。对于日本地震海啸和核灾难,我干脆什么都不看。周二下午,我跑到玛莎吃午饭,那天太忙了,过了饭点,肚子又饿,吃得很杂。两盒寿司,一瓶水果冻,一盒腌橄榄,还有一杯奶茶。
也许是寿司关系,对面的一位英国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
我反问说,你很关心日本的地震吗?老太太说,是啊,她以前教过一个日本学生,不知道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说也许给英国红十字会捐款是最好的,其他的也做不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