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能够当右派的，都是读书人，不仅识字而且知道些道理；有的还是学者、教授、文学家、理论家……著述等身自成体系；有的在和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不屈不饶英勇无畏。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当一顶罪恶的右派帽子横蛮无理地扣到他们头上的时候，有道理的，说不出道理来；有理论的，道不出自己的理论；不屈不饶的，举起了双手……一个个检讨认罪，低头服法，深挖自己反动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知识分子的傲气、骨气丧失殆尽，尊严、人格变成不值分文的垃圾。还有的人为了自保，不惜互相攻讦，反戈一击，出卖灵魂。此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的懦弱、卑贱、苟且，惶恐；没有愤怒，没有振臂一呼，没有反抗暴政的英雄！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使知识分子如此不堪一击，如此轻而易举的屈服投降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专制统治入手，深讨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顷刻之间轰然坍塌的原因。
毫无疑问，1957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取得了反右斗争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这个胜利来自毛泽东成功的应用了制服右派的三件“法宝”，它们是：
无限上纲，任意致罪
如果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是反右斗争的开始，那末此时什么是右派？并无标准。十多天以后，才公布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这6条标准内容空洞宽泛，要作为法律条文给人治罪，是极其荒谬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荒谬绝伦，使几十万右派分子沦为阶下囚。那么，这宽泛空洞的6条标准，怎样演变成为几十万知识精英头上的紧箍咒而置他们于死地呢？。
其实内容愈空洞宽泛，伸缩性愈大，给整人者留下的空间也愈大。这大概是精于权谋的毛泽东特意为之吧。这时候发明了一个专业术语，叫“无限上纲”，它给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整人学”增添了全新的内容，而成为反右斗争的一大“法宝”。什么叫无限上纲？经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大概不会忘记，不管任何人，如果他的某一句话成为把柄被人抓住的话，就可以将这句话无限的扩大，掛上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成为“反党”的“罪证”；而当时的这个“纲”，正是毛泽东的6订条标准。
例如6条标准的第一条，“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什么叫“团结各族人民”，什么叫“分裂人民”？这就是一个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圈。一位贵州同学在闲谈中说某少数民族饭后不洗碗，第二吨又拿来盛饭。后来说他“攻击诬蔑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这就上了“纲”。6条标准的第二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什么叫“有利”什么叫“不利”？又是一个大如太阳黑洞的空间。说农业合作化太快，说统购统销购粮太多,说应该发展轻工业缓解市场供应，这些话是“有利”还是“不利”？可是都上纲为“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诬蔑统购统销政策”，“诋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策”……至于给个别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对整个共产党，说美国民主就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等等，则是大家听得耳朵起茧的呓语。
总这，凡是共产党做的事你不能有任何异议，凡是共产党赞成的你不能反对，凡是共产党反对的你不能赞成；否则，都是右派言论。根据这样的逻辑，还有什么话不可以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说，无限上纲是制服右派的第一大“法宝”。
运动群众，以势整人
如果有一个起码的民主制度，有起码的法制保障，右派分子们的嘴巴不是认罪检讨，而是说理申辩，我想再愚蠢的右派，也不至于承认“说某族人不洗碗就是破坏民族团结”这种神话般的“革命道理”。可是，握有至高权柄，以整人为乐的毛泽东，会施仁政？
为了确保无限上纲的歪理邪说能够成为“革命理论”，为了堵住知识分子的伶牙俐齿，毛泽东一方面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制造恐怖，说什么右派分子“要推翻共产党”，好像共产党的江山已经岌岌可危。另一方面采用了“人多为王”的战略，利用皇权威力和政权的组织力量，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市民群众、学生群众运动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围剿扑灭，用大轰大嗡，大喊大叫的方法，用精神暴力、语言暴力，迫使右派分子检讨认罪、坦白交待，不准申辩说理；还用监视、跟踪、纠缠的方法，右派分子走到哪里，就有被煽动起来的群众跟到哪里，就在哪里遭遇辩论、批判、斗争，使他们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得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少数刚正不阿的“顽固分子”，则用人海战术、车轮战术、疲劳战术，没日没夜的批判斗争，从精神、身体上摧残迫害；在强大暴力面前，除了少数以死抗争者外，有谁还敢“坚持反动立场”？
例如广东省政协委员罗翼群，一位曾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1949年因倡言国共和谈，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出党,并列为背党叛国第一名通缉。鸣放时他说了几句几句实话成为右派。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广东省委特意安排他到七个县“视察”，每到一处，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自发”的前来与他“讲理”，其中兴宁县有5万人游行示威，源河县冒雨赶来的有5千人，前后20余天，无论他走到哪里，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到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最后罗翼群只得被塞进汽车的麻袋里狼狈逃回广州。在这样的形势下，罗翼群还不承认“反党反人民”？
又如海归右派，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在几千人的全校斗争大会上，拒绝认错拒绝检讨，是何等的刚正不阿大义凛然！但是，几十天来，在重庆七、八月近40度的高温火炉里，他经历了全院斗、全系斗、学生斗、老师斗、白天半、晚上斗……十面围剿万炮齐轰，已记不清楚遭受了多少次斗争，最后心力憔悴疲惫不堪，不得不承认右派“罪行”。
运动群众整制右派，是毛泽东的第二法宝。
痞子手段，无所不为
应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先许以“言者无罪”，然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百万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还把这样的背信弃义，无耻伎俩称之为“阳谋”；没有一些痞子的“气魄”，一般人是不敢做的。57年夏天已把大批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之后，10月15日八届三中全会才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种先定罪后制定法律的行为，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干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痞子“事业”？痞子手段，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手法，也是反右运动的行动基础。
痞子手段的第一个特点，是利用打手——那些抱着个人目的的整人者。各地区各单位都少不了这种人，连民盟中央,不是也有吴晗、沙千里等盯着副主席、常委的位置而挥臂上阵吗？
记得当年西南师范学院的鸣放会上，董时光先生正在发言，一个青年突然冲上台去夺过话筒大声叫喊；“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反共反人民！”此人是中文系57级的刘某某。要说此公，学习很不怎么样，品德更难服众，1956年在泸州某中学实习时，还当过梁上君子——偷别人的毛衣。如此品性本来为人所不齿，但是他得党员准老婆的情报，知道要反击右派，于是就跳将出来左右撕杀，成了反右英雄和青年楷模，那偷窃之事也就小菜一碟特意掩盖；还留校、入党。反右运动淘汰精英，选择杂痞，此系一例。
痞子手段的第二个特点是挑起群众互斗。在反右运动中，情人揭发情报人，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斗争父亲，学生斗争老师之事遍及全国，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伦理道德，被蹂躏得像擦屁股的手纸。在文人堆里，更是互相撕咬得一塌糊涂，有的人已经陷入了右派泥潭，还企图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岸来：费孝通揭发章伯均，潘大逵揭发罗隆基，曾昭伦揭发钱伟长，陈仁炳揭发彭文应；沈从文、叶君健批肖乾，郭沫若骂沈从文；冯雪峰批肖也牧，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好一场硝烟弥漫的混战！此时的毛泽东，像古希腊的奴隶主，坐在看台上观看角斗池中赤身裸体的奴隶互相撕杀，得意非凡地欣赏着自己一手导演的这场好戏。
痞子运动的第三个特点是毁人名誉。在中国，男女关系是将人搞臭的摧化剂。许多右派分子不仅“思想反动”，还“生活腐化，作风下流”。例如前述罗翼群，一个古稀老头，还被人揭发对某女演员欲行不轨；北师大生物系主任、一级教授、留美博士武兆发，被某黄脸婆女助教揭发，说她被武强奸，武不堪迫害与侮辱，愤而自杀；西师数学系一个右派学生，连他16岁时与嫂子鬼混的事也给端了出来；许多年青右派在背地里议论异性，都被冠以“下流无耻”受到批斗……不管是否真有其事，按“革命的需要”，将右派搞臭就是“硬道理”。
无限上纲、运动群众、痞子手段，是毛泽东制服右派，也是一切整人运动的三件“法宝”。这三件“法宝”的实质，就是反民主、反自由、反法制、反人权。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穷无尽的。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就应该揭露他的整人手段。
作者为学者、作家，居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