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你现在拿枪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你会怎么样？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从蔡元培的反共谈起
蔡元培以前虽然也参与过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当北大校长的时候，还把炸弹搁在办公室里，但史学界都认为他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
他的学生柳亚子就曾这样说过：
“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关于蔡元培的“动火气”，历史上还有记载。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询问陈独秀：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转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愤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够让这样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愤愤不平”地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老蒋决策清党大计，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追捕，这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严词指责武汉政府的非法性，历数其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那蔡元培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此积极地反共呢？吴稚晖要“清党”，他就要开除中共分子；吴稚晖要“查办”，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坏的证据。是因为他个人有私仇？还是上了老蒋的当？
其实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关系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还带头募捐，帮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做过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没有被别人灌迷魂汤。
君子和而不同。
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产主义；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余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蒋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个春天，又把蒋介石推到是战是降的历史关口。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干了一下。
本来，他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船票、护照、行李都准备好了，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就连一个小小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老蒋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罪”枪毙他。没办法，为了忍辱负重，他只得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以免让人抓到小辫子。
尽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军都快被中共党员架空了，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军事首长的命令竟不能生效，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主官。而且，控制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员一样，是蒋委员，后面还没带“长”。他要北伐，他们就说好啊、行啊，你就率军渡海，从塘沽登陆吧。差点弄出一项创世纪的抢滩登陆战，没把他气晕，就算有运输能力和后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吗？不仅如此，这两位还专门给他罩上“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紧箍咒，只要一纸决议，就可以让他下岗。
打国民党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被两面夹攻，左右受气，搁谁受得了？“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1926年3月17日的这段日记，再清楚不过了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煎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蒋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书陈立夫后来回忆说：
在快到长堤码头的时候，我就问蒋先生：“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那是我年轻气盛，并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所以就顺口问他，蒋先生也未责怪，他听后就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我又问蒋先生：“如果我们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先生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寓所。”
于是，随后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共认为这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阴谋，先指使他人，擅自调动中山舰，制造共产党要造反的假象，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打击共产党。
而老蒋的说法却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以备临时远航，开回广州也不熄火，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乃于二十日清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历史学家杨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双方都没有阴谋调动中山舰，而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下的假命令，目的在于挑拨国共关系，使蒋介石误信了右派的谣言。
挑拨之说，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师党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说：“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伪造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
就连当事人汪精卫也这么说：“第一，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尤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蒋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以上两点，是蒋同志当时的根本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根本思想，所以听得关于中山舰之一方面的报告，便有触即发。后来虽然知道这一方面的报告，是不实的，但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也未为非策，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
然而，在关于当时到底有没有“倒蒋”计划的核心问题上，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忆录虽涉及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不够明确。他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在上海会着谭平山（笔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政府农民部部长），我们谈到三月二十日事变，谭平山说：在苏俄从关系方面得着一个消息（或是看见一个文件）说计划调蒋介石到海参葳训练两师军队，如果这一说法有点事实根据的话，那就是汪精卫和季山嘉真有这个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谜’。”
因此，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凭心而论，事件之后，尽管蒋委员在同志们的拥戴下当选为党主席、军委主席，但他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都被释放。
所谓“整理党务案”，即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提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应超过三分之一，加入本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保管，中共对这些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另一方面，凡国民党员未经许可，脱党之前不得入其他党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组织行动，不能以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等等。这就好比一家合资公司为了加强管理，对各股东的权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某些调整和限制。
依“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来看，这些措施，还让人“万分失望”，违背了总理精神，将容共的本意变为“两党合作”，是出卖国民党。邹鲁指责蒋介石，说“整理党务案”的大部分内容以前就提过而未见成效的老方法，至于不让共产党出任中央部长的条款，虽然“可以减少共产党之操纵，但此办法，行之两年前甚有效，今则彼之党羽，早已分妥各处，即不为部长庸何伤？”因此，这位广东大学的校长把黄埔军校的校长讽刺了一句，说你们“5月15日之郑重大会，其效等于零。”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现在再来一次国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还不知道小马能不能得到比这更优惠的待遇呢。假设让他们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估计用不了多久，天安门就被和平演变了。
见老蒋那边没有把事情闹大，苏俄顾问也暂且妥协，召回季山嘉，“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中共方面则采取明退暗顶的办法，省港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部长的职务辞了，但其他几条不仅不执行，反而更注重隐蔽自己，更注重基层工作，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广泛发动群众闹革命。再说，换上来的部长，也不都是右派，也有亲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泽东的宣传部长顾孟余、替代澎湃的农民部长甘乃光。
对此，蒋介石在明知整理党务案“其效等于零”的情况下既没有追查到底，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严防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以为明人不做暗事，结果吃了大亏，自己在前方拼命，打到哪里，哪里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形成让有产者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
扶持农工，本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以暴力来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但《湖南民报》却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革命不能讲客气，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呵！
说这话的人，名叫易礼容，表面上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报纸号称国民党的省委党报，主编却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既然红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于是，你杀我、我杀你，冲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田地撂荒，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斗地主不但斗到北伐军官兵的家里，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头上。邹鲁曾在回忆录中无比痛心地写道：北伐军打到湖北来，委任的地方官员中，共产党员不计其数，反倒把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韵湘、郭聘伯等本党同志关进班房。
鸠占鹊巢，鹊去坐牢，最后发展到还要逮捕蒋介石。
季山嘉回国以后，鲍罗廷又来了。
在这位洋大人的操纵下，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齐聚江城，先斩后奏，乘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因迁都而停止办公之机，组织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徐谦为主席。
党要开会，竟然可以不通过党的主席。
别看老蒋坐了龙庭，手握虎符，其实比“屁民”强不了多少，除了谴责非法以外，也就是打电报战，你一个电文过去，我一个电文过来，劝他们将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
在是否“迁都武汉“的问题上，双方也是争执不下。最开始。这是老蒋提议的，但后来看到整个两湖变成一片红海洋，那里又是张发奎第四军和唐生智第八军的势力范围，就改变主意，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南昌，和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于就近指挥东南方向的军事行动，结果鲍罗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来，不来就让宋子文扣军饷，老蒋只好低头就范。
党的主席，竟然定不了迁都问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以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顺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蒋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职务，好歹没有一撸到底，给他留了个空头总司令的面子。
从选举结果看，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领袖重新掌控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因中山舰事件而负气出国的汪精卫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组织部长和党中央常委，其余8名常委中，除摇摆不定的谭延闿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他们是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平山和吴玉章，结果老蒋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连名分都没有，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是常委，并由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担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此外，汪精卫尚在国外，其组织部长一职还由中共元老吴玉章代理。如此同时，由于取消了党主席，地下党的名单自然也不需要上交，这就彻底推翻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整理党务案》的决议，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国民党内部行使自己的权力、发展自己的组织、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随着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鲍罗廷一伙开始抢点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敌愿意投诚、无意再战的情况下，为抢桃子，命令周恩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于次日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并成立一支拥有2700人的工人武装；
3月24日，任命程潜为江苏省主席，委员15名中，不计左派，仅共产党员就占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主席，委员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来也占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组江西省党部，以方志敏取代AB团团长段锡朋，接着又在4月1日改组省政府，赶走反共的李烈钧，任命态度暧昧的朱培德为主席，共产党员占了10名省府委员的半数。
国民党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危机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发。3月24日，一部分北伐军士兵在南京抢劫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住宅、教堂、商店，杀死6名外国人，导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泄愤，又造成无辜市民重大伤亡。这一惨案，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强”的口号直冲云霄，而各列强为保护租界，也大举增兵上海，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这时候，尽管苏俄关于在中国应“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来挑起各国干涉的绝密文件，还没有被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来，但老蒋心里清楚得很，南京事件显然是有人做手脚，企图让列强与国民党打起来，以坐收渔利。
一波未平，武汉政府又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伺机逮捕蒋介石。这份密令，系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缝在衣服内，于3月27日启程从汉口去南京送给程潜，可惜迟了一步，老蒋已于昨天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怎么办？武汉方面心生一计，布下陷阱：于4月2日干脆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也废了，将他降格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专任筹划军事”。
也就在这一天，南昌又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工人纠察队和学生持械冲进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打死国民党人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于是，当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时，历史的抉择，再一次摆在了老蒋面前，是战还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已经是风雨飘摇，江西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曾赶来安庆求见，恳请立即与共党分家，不可再容许他们潜伏党内、阴谋颠覆，他当时的心情异常沉重，只说了一句：时机没有成熟，请大家暂时忍耐。
现在，他还能忍多久？
清党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梅雨季节的江南，总是阴云低沉。3月26日，蒋介石乘兵舰从南京顺江而下，直发上海，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面示了清党决心。
随后赶来的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一出车站就发现上海的形势极为严峻，因为一点小事，工会就聚众上万人，要找白崇禧讨说法，“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此时，这位桂系首领，和他的亲密战友白崇禧一起，都坚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声音嘶哑的蒋总司令一边，主动把自己的子弟兵调到沪宁线上，以震慑那些军心不稳的部队，
与中共决裂，涉及到两大问题：
第一，是不是合法？
名正才能言顺，不能胡来。在这关键性的前提问题上，幸亏有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老一辈资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动用监察权，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查办中国共产党，并将武汉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于天下，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
“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系由到汉委员自由召集……中央党部近在南昌，理应提交追认。乃不唯不经此项手续，且于中央已有令改政治会议为武汉分会，且令停止职权之后，仍复继续开会。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之身分，而置中央机关之命令于不顾，将何以昭示中央威信于全党？联席会议既无适法根据，其由此产生之一切决议案之有无效力，更不问可知。”
第二，代价大不大？
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当然更好。4月2日，汪精卫回国抵沪，众人力劝他反共，以他的影响力解决纷争，结果白费了几天的口舌。这小白脸一会儿虚应故事，说可以请武汉来人，开会解决；一会儿耍无赖，说你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党中央不执行又怎么样？吴稚晖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为所动，最后便不辞而别，去了汉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动武。
要动武，首先得摆平中共手里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装民兵。这批民兵号称“工人纠察队”，顾顺章任总指挥，黄埔一期生侯镜如任军事教官，根据“在本党未组织党的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决议，俨然成为“党卫军”，不受军事当局的任何节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那么，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把它干掉呢？而且，动用正规军，去对付群众团体，名声上也不好听。
于是，黑道和白道联袂登场，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谓“黑道”，即上海滩上有名的三大帮主：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门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谓“白道”，当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镇指挥，又有黑社会的出面帮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还怕你鲍罗廷不成？切！蒋总司令便于4月8日放心大胆地带着他的第一军浩浩荡荡离开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潜。
老蒋走后，经过一番精心策划，4月11日夜，先调虎离山，诱捕汪寿华，扣留周恩来；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计，当帮会的弟兄们正大肆围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等主要据点之时，驻军闻讯赶来，以制止械斗为借口，下了双方的枪，然后一拥而上，乘机占领了这几处党卫军的大本营，变脸之快，让对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
很明显，这一招比直接出兵更省事。
而且，“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这句话，出自于中共早期革命家郑超麟的回忆录，当时他正在上海，应该具有可信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流的血自然不会很多，除双方在对打的过程中小有伤亡以外，只有两人遭处决，即《白崇禧回忆录》所说的共党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②、总书记侯绍裘，“至于传说中集体枪毙若干人之事，完全是**之恶意宣传。”
然而，正因为造成的伤亡不大，没有把人吓倒，所以才有了第二天的全市总罢工，以为人家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企图以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迫使国民党反动派让步，结果酿成一场更大的惨剧。
真相说法一：胡愈之以人格作保
第二天，4月13日中午，数万名工人上街游行，在经过湖州会馆时，要求驻军撤退，不答应就硬冲，结果一冲还真的冲进去了，重新夺回自己的总工会大本营，把枪杆子吓得掉头就跑。“由于这次傥来的胜利，使得群众们更形疯狂，尤其，也让共产党人误会了东路军仍将忍让为先，他们不会开枪抵抗。”
在这一场胜利鼓舞下，总工会宣布全市总罢工，又在下午举行大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一路上漫天的风雨，也浇不灭心中的怒火，一阵阵口号直冲云霄，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支，惩办杀人凶手。
“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这是教科书上的说法。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这是亲眼目睹这一惨案的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郑振锋等人联名写的抗议书，刊登在当年4月15日的上海《商报》上。
既然敢用人格作保证，看来还真的是“无一字之虚妄”吧？
然而，也是目击者的左翼作家叶灵凤，却“清晰记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工人纠察队，仍保持了相当的武装，有轻机枪，有盒子炮，有步枪，武装的纠察队过后，就是徒手的工人纠察队，紧接着的是一般工人和民众，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路走一路喊着口号，态度十分激昂。”
尽管叶灵凤最后也说“这些军队是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突然就疯狂的开枪扫射”，但在关于是不是“徒手”的问题上，他的回忆显然与胡愈之等人的传统说法大不一样，工人纠察队居然还有轻机枪！
如果群众真的有武器，而不是“无一字之虚妄”，那胡愈之他们岂不是没有人格了吗？
真相说法二：谁先动手？
至于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再看看当时的新闻和亲历者是怎么说的。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卽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乾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
在关于是谁先动手的这一问题上，也大致相同，都说驻军还击在后。国闻周报的记载是：师司令部响起炸弹声，军队始开枪；时事新报的报道是：卫兵队在被击毙—人，弹伤四人以后才开枪还击；祝绍周的回忆是：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杜月笙传》的说法是：第一线指挥人员先朝天鸣枪示警，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我们再根据当天上午游行队伍强行夺回总工会的动作，就不难判断谁是谁非了。
既然是迫于自卫，就不可能在遭攻击的情况下，还要向蒋总司令请示能不能还手。何况老蒋已经去了南京，那时候通讯技术十分落后，要等老蒋下命令开枪是不可能的，这是常识。当然，老蒋也有可能在事前作部署，提前下达必杀令，但这种可能性相当小。因为吴稚晖、蔡元培他们辛辛苦苦搞出来的通缉名单直到4月15日才下来，结果让一度落网的两条大鱼都跑了。多年以后，当事人祝绍周还悔恨不已，说：“当时周匪恩来与顾匪顺章，曾同时一度扣留，因恪于未奉明令，纠察队缴械后，随即释放，当时除恶未尽，至令渠今日为虎作伥，残害同袍，实深惋惜。”
连大鱼都没有及时下令去捉，何况虾子？
真相说法三：伤亡总数一百零三人
时事新报在4月18日公布了具体的伤亡数字，请各位注意，这是包括了12日和13日两天以来的伤亡总数。
以下是全文，
纠察队缴械之死伤者
——连十三日宝山路冲突事件
计共伤亡者一百零三人
联合社云；本月十二日纠察队缴械，十三日宝山路发生兵工冲突，外间有谓死伤数百人者，殊属咳人听闻。兹经确实调查，计闸北浦东两处，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伤兵土五名，工人及民众五十六名。总计死亡四十二名，受伤六十一名，死伤并计一百零三名。兹将死伤姓名情形录后。
姓名和职业 死伤情形
傅 松 二师特务连一等兵 由缴械司令部收殓
张延令 同上 同上
王 熊 同上 同上
周得标 同上 同上
周金标 二师特务连二等 同上
李鹏飞 同上 同上
张金标 二师特务连下士 同上
兵士五名 四团 同上
田浦龙 内外棉东二厂 死在宝山路济难会收尸
秦润泉 中华书局工人 同上
张发源 茶箱工人 同上
刘金山 小车夫 同上
俞昌福 商务书信 同上
郑廷瑞 茶叶工人 同上
王树元 同上
朱志成 三星毛巾厂 同上
刘 增 中华书局 同上
王生培 同上
邓金标 同上
无名男行路人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红领带黑衣衫 同上
俞杜山工人 同上
魏阳春 流弹死家属收殓
汤斌权工人 因枪枝缴死在浦东小沙渡教堂收
彭海清工人 同上
冷汉辉工人 同上
杨森云工人 同上
晏 邦工人 伤右胯右足在卡德路红十医院
俞校朗皮匠 伤两腿同上
戴小四重兴纱厂 伤两腿同上
孙长根 东五厂 弹穿肚同上
成金波 同上 弹穿右足同上
丁学昌第一军别动队 伤右膀同上
王仁梁书贩 伤两足在卡德路红十医院
倪有发公益纱厂 弹穿股同上
王阿林出外寻友 弹穿股同上
张学成中央公司 在宝山路枪伤大腿
杨福全黄包车夫 弹穿口在正德医院
赵环子同上 奶部同上
朱士鉴中华工业厂 左手同上
步占金前被拉夫 伤两腿在济生医院
丁裕春订书 伤腿同上
江孝理同上 左膀同上
袁盛呆火柴工人 左足同上
陈小根 伤腰同上
吴都明振丰布厂 伤阴部同上
赵阿夫猪鬃工人 肚及膀同上
曹嘉五书局工人 右腿同上
殷成信火柴工人 右腿同上
金胖头兵士 头部同上
黄文标席三纱厂 足部同上
王义样黄包车夫 左腿同上
孔样福 右腿同上
缪阿昌烟草工人 在浦东被打伤腰部在南市红十字会死
李社盛茶叶栈死在宝山路济难会收尸家属领去
顾荣兴 弹穿肚死在济生医院
刘炳坤 同上
温炳坤中华书局 重伤死在济生医院
朱君玉同 重伤死在红十字总全
尤阿波龙华水泥公司 压伤死在红十字
陈金标丰田纱厂 同上
莫棋杨 木匠 伤腿在红十字总会
乔文敏中华书局 伤足
陆中磷 同上 伤腿在红十字总会
许三宝 同上 伤足在宝隆医院
龚肇洲 同 伤头足
苗龙江同 伤腿
夏福昌兵士 伤脚
郑觐光同 左腿
陈罗贫兵士 伤左手
许良保工人 被缴械伤腹部甚危
温晋山商务书馆 伤腿
袁连山工人 在浦东被缴械伤
王安桂工人 同上
吴喜欲同上 同上
江宠汉同上 同上
陈康提同上 同上
钟生福同上 同上
石长胜同上 同上
黄子卿同上 同上
董学根茶叶店学徒 伤小肚死红十字总合
周锦臣书坊工人 左背伤同上
段少卿兵士 伤左足同上
孙杰三工人 背伤同上
刘如结工人 头部伤同上
蔡鹤庭工人 头部伤同上
徐鎾生商务书馆 臂部伤同上
张忠林小贩 大腿伤同上
张立根玻璃厂工人 大腿同上
宋万盛泥水匠 肚中二枪颈一刀
王小禹义勇队兵 左手同上
黄根元木匠 足部同上
孙朝元纱厂工人 腿部在卡德路红十字医院
曹国斌工人 头足均伤同上
胡阿三申新纱厂 弹穿太阳穴同上
这份名单除了澄清死伤者没有传闻中的“数百人”以外，还有一个数据相当重要，即：伤在大腿以下的群众，至少有24人，占伤亡总数的28%以上，而伤在腿部的兵士却只有2人，仅占其伤亡总数的12%。这说明什么？说明国民党在反击的时候，依然有所克制，把枪口压低了。
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历史学家杨奎松也注意到这份名单，不过看法却有些偏差。他在《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一书中写道：“13日的请愿群众游行至刚刚由孙传芳五省联军浙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时，竟至于发生了军队射杀示威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开枪十几分钟之后，士兵还闯入附近里弄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仅据驻军单方面的统计，当场死伤者也已在百人以上。”
然后，他作了一条注释，称：
“《时事新报》两次公布死伤数字，一次显为军方发布之消息，称军队死2人，伤30余人，工人死30余人，伤40余人，死伤数字应不下于110人。一次未显示倾向，仅公布死伤人名103人，其中军队死12人，受伤5人，余为工人及民众。但两次公布之死伤名单（第一次公布了28名伤者名单），除个别人可对上号以外，余均不相同。且所谓军方死亡者，只标明由缴械司令部收殓，显未让报道者查验死因。而凡能查验伤情之士兵，则均非枪伤。鉴于军方在缴械问题上公然造假，以及死者不公布死因，和伤者均非枪伤等情，推断可知军方发布的所谓游行者先放枪，第二师为自卫而还击，及士兵因此死伤等消息，亦多属虚构。”
其实，关于数字不一样的问题很好理解。第一次的数字，见报于宝山路事件的第2天，记者的采访自然很匆忙，何况当时是铅字排版，耗时费力，名单不全、名字弄错的可能性都有，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社会里，我们自然会相信第二次的统计比较准确。
第二，杨教授说：“士兵死亡只标明由军方收殓，显未让报道者查验死因”，未免过于武断。所谓“显未”，纯系猜测，因为没有任何旁证，在当时的新闻环境下，即使不让记者查验死因，事后也必遭抨击，胡愈之等人要求严惩凶手的抗议书都可以公开发表，为什么却没有批评当局捂盖子、不让查验死因的报道呢？至于杨教授又说：“而凡能查验伤情之士兵，则均非枪伤”，同样不知道根据何在，原文中的“金胖头，兵士，头部”，“段少卿，兵士，伤左足”等等，谁有一双慧眼看得出来是“均非枪伤”？
第三，至于“鉴于军方在缴械问题上公然造假”这句话，不知道杨教授是不是把利用帮会“伪装工人去冲击工人纠察队，然后驻军再乘机”收缴武器的兵不厌诈当作是“公然造假”？如果一定认定这是“公然造假”，那杨子荣冒充胡标、王一飞冒充大学生算不算“公然造假”？再说，帮会的弟兄们也用不着“伪装”，他们当中有拉黄包车的、有扛活的、有跑堂的，一样要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实际上也是工人。
看来，杨教授根据这些不能成立的理由，来推断“多属虚构”的观点，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