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国县一位地方监狱所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坏。他的最大缺点是酷爱杯中物和懒散舒适的生活。后来丢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后我有好多年没看见他。
一九四一年，当安国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沦于共产党控制时，我开始特别小心，在那时我又碰见他。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着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着整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画，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他向我跪下，恳求我救他的命。我怀疑他用心不善，不为所动。吕正操曾经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晓得拯救任何中国人生命时，他就枪毙我。“你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不会杀害自己党员的”。
他低下头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这样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晓得他们要清算我”。“为什么呢”？我追问著。
他踌躇了一下。
现在我确认他是用计谋来软化我。
“你记得我爱一点酒”？他说。
我点点头。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过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现在我晓得我的日子已经有限了”。
我已经把他拖起来请他坐在一个小凳上？他从凳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他面孔显示得坦白无邪。他讲的话也很合理，但是我经验共产党的诡计大多了，虽然听来句句有理，但也无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说著又跪了下去。
“站起来”！我发看怒说。“你要我怎么样”？
他用手掩著脸，混身开始颤动。当他再抬头看我时，显然已陷入病态。面呈绿色，并且流下汗来。我开始盘询他。我用许多相同的问题反复讯问，有时加上新的问题在旧的问题上，有时改变一下成语或口气，应用了我所能的反复讯问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于挽救自己命运，以致他表示，为了顾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这样继续有四小时，最后他说：“我将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将告诉你一些共产党的秘密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抑制住我的情绪，表示出漠不关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说：“噢，是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连串的共产党罪行，我虽然听惯看惯这些暴行，也深觉惊骇。
“我不在乎杀人”，他夸张地说。“我自己曾经杀过许多人”。“多少”？我问他。
“单我自己经手杀过一百五十人。经我主持，加上同志协助，所杀的人更数不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间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我便须杀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份。这样使我得宠使我升级”。他完全坦白地说。
这个人是投机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对这种人只是尽力利用，但永远采取监视，且不会信任得过久。
他告诉我，当一个共产党员认为另一党员思想动摇时，便可以把他杀死。
“不用报告共产党官员吗”？我问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杀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报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这是实话。我开始相信他所讲关于自己的事，可能是实情。他从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转变。
他深吸了一口气，靠近我作耳语。
“明天你要离开这村子，对吗”？他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继续说下去。
“你必须经过那座桥──除此无他路可走。在桥上你将被便衣人员截住。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任何不利于你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便会杀掉。现在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帮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去”。
“我明白”他说。“我接受这一点”。
我们约定两星期内在安国会面，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我计画协助他去重庆。我们谈话几近六小时他才离去。最少我也预先得到警告我将面临的事，我相信我这位共产党朋友在目前不会对我作出什么邪恶的事，虽然我也相信他没办法制止共产党在桥头阻止我搜查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国而定。我已经给他保证。他知道我不会食言，同时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应协助我的话。但是我对他的相助能力并无信心。假如我老早晓得，像他这样一个投机者，虽然一度坠落并且那样软弱，而仍有崇高的信义感时，当时我也许感觉安适些。
后来他到了安国，他疏远我，不和教会发生关系，也摆脱了共产党，迳自投降日本人去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忧虑；他会永远记住我对他的救命大恩，并且不把我和共产党往来的事露给日本人！我和他谈过话后，我已经晓得他将不计任何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第二大，我以震惧的心情走向那座桥。常我骑著脚踏车走近桥边时，共产党守卫把我拦住。他们命令我下车，一个守卫把车子向旁边用力一推，几乎使车子滚到河里。那天是个赶集的日子，河里和路上往来的车辆船苹很多。来往赶集的人们川流不息。
那天天气很热，我在频频出汗。我穿着一件中式黑长袍，带著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梳洗用具，换洗内衣裤，我的肩袈裟，日课书和念珠串。那个推去车子的便衣厌恶地看着我。每当我从一个中国人面孔上看到这副表情时，我都感觉痛苦，因为这些年来，我已经把中国人看成自己人，在与外国战争中，我对他们的锺爱和怜护永不动摇减少，即使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在作著卖国的勾当，而内在的背叛较之外来的欺罔更坏，但我对中国人的感情仍然不变。
“脱下你的衣服来”！他向我狂吠著。
我对这命令颇为愤怒，起初想抵抗。但其他几个共产党已经一拥而上，将我的长衫剥下。第一个人把枪从右手递到左手，用右手将我的内衣裤撕下。
“脱下鞋子来”！他命令著说。
我蹴下鞋子，站在太阳光下，衣服和尊严被剥光。我的愤火中烧，但我祈祷著去控制。我看到驶船的人站在木划子上张目凝视，划子都沿河停下，撑竿从水面上飘起来。河面上的交通差不多自然停止了。第一个共产党──就是以厌恶轻蔑的眼光看我的那像伙──开始看我放在地上的包袱，那包袱已经被第二个共产党打开检查。他让他的伙伴去作检查工作，转过来对我作进一步的侮辱，精细地检查我的鼻孔、耳朵、口，以及全身有洞的地方。
当检查进行时，许多农民已经鱼贯到来。我还未注意到他们已慢慢地停下来，在我们后面的路上集聚了相当多的人群。那些人们都认得我，有些是我的教友，其他村民都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都喃喃地发出怨言。我不晓得将演变成什么结果。共党守卫已经把包袱检查完毕，第一个人把我手臂抓牢，同时把手枪扳机扳起。我晓得他无意枪毙我，但说不定他脑中的气恨程度会使他的手扳动枪机。这时候农民们行动了。他们冲上前来，愤怒地高叫守卫们释放我。他们的愤怒是不可制服的；现在他们的人数更聚多了，河里的船家也加入喊叫。守卫们踌躇了一会，把衣服和包袱丢给我，用手把我推开一边，扬长而去。当我尽快地穿着我的内衣裤，鞋子和长袍时，几个农人跑来围着我作起一个人的屏风，把我挡起。我收集起零星东西。拾回脚踏车，向农民道谢？给他们一个静默的祝福，然后走过桥梁驰回安国。
这一件事震动了我的内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身遭受到那自称改造新中国的野蛮力量的迫害。过去几年间，我曾听到无数共党恐怖政治的故事，也曾亲眼看到无数事实。暴行与屠杀，对我已经是病态地习以为常了。日本人占据安国，关起城门屠杀每一个男女小孩的恐怖行动，曾使我卧病数日，使我有多次恶梦，常在夜间满身盗汗地醒来手足战栗，神经震惊的痛苦情况，好像是针刺著脸的肌肉。日本人为了实现战胜中国的贪欲而屠杀中国人，日本军官又以机器似的效率鼓励兵士像杀人机器似地执行杀人工作。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求本身利益而施用恐怖手段，他们并未使中国的敌人日本遭受多大损失和痛苦，反将暴行加诸自己国人身上，目的仅是要使他们追随一种理想──那理想之非中国化，正如其非人性一样。
(摘自《内在的人》第八章：第一次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