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中不满的声音，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励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资料图片）
1956年，基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中不满的声音，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励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对于毛和中共的姿态，一些曾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没有上当，但还是有不少天真的知识份子坦诚相见。这些知识份子所提的意见，不仅切中了中共一党专制下日益彰显的弊病，表达了对民主的诉求，而且部份言论更直指中共党魁毛泽东。五十多年前的真知灼见让今天的我们亦感慨万分。
如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雷天觉就问道：“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迄今这个问题也没有过时。根据中共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中共这个所谓的“先锋队”什么时候代表过工人阶级的利益呢？如果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怎能领导中国呢？
与之相近似的质疑还来自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等人。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李任仁的意见是：“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的则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交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对“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意见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为此，他提出搞“政治设计院”的主张。
1936年参加中共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
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矛头是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1956年6月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因此他质问为何现在的12 位副总理没有一个非党人士。
1957年6月2日，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学生贴出了一份《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直呼毛泽东为皇帝，“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公开为胡风抱不平：“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
来自全国各地质疑中共一党专政和毛统治的声音让中共很是恼火。随着鸣放言论的激烈，毛和中共已经决定收网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其结果就是所有提出质疑声音的知识份子被打成了右派，其中还有一些20多岁的学生。他们的青春不仅从此葬送，而且从此陷入了不断被“整”的噩梦中，甚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比如北大新闻系的林昭。
反右运动加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让众多的知识份子对政治噤若寒蝉。一些人选择了沉默自保，一些人则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原本应拥有士大夫气节的知识份子就这样被摧垮了意志。
不过，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五十多年前，有一批勇敢的人，站出来表达了对中共一党专政的不满。五十多年后，面对依旧没有改变的现实，我们是否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对中共政权说“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