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美术馆
日本人喜欢逛美术馆，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无论哪个国家的美术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必有成群的日本观光客；日本国内的美术馆，逢重要艺术家的个展、回顾展开幕，花几个小时排队购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是稀松平常的风景；笔者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2006年度，世界前10位观众流量最大、被认为最成功的美展中，由东京的美术馆策展并展出者占了5个。
美术馆（ArtMuseum）、博物馆（Museum）的语源，是希腊语“Mouseion”，原意是执掌学问和艺术的缪斯女神们的神殿。美术馆，则是日语对“Museum”一词的翻译，随着“文明开化”（实际上是西化）的进程，逐渐定型并传入中国。因此，日本对美术馆、博物馆的热衷由来已久，基本与近代开国同步。
明治初年，明治政府派官员町田久成等人赴欧洲考察公共博物馆制度。一行人归国后，以大英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为摹本，于1872年（明治五年）在东京内山下町（今千代田区内幸町）建立了东京帝室博物馆，町田久成亲任馆长，并在此举办了文部省首届博览会。这便是今天位于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1926年，东京府美术馆开馆，专门展出高规格的官设美术展。公共美术馆事业在战前便已初具规模。
明治维新后，作为国家的“美术行政”，重点置于古代艺术、重要文化财产的保护上，而当代艺术的培育，则交给地方行政和民间，这种艺术产业政策绵延一个半世纪，至今没有本质的变化。应该说，包括美术馆制度在内，日本美术教育体系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政策的长期延续。
今天，在美术馆早已星罗棋布的情况下，东京、京都和大阪的三所国立美术馆，凭借国家“美术行政”的丰盈预算，积极搜集近现代美术珍品；而东京艺术大学和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等大学美术馆，则致力于当代艺术品和美术教育资料的收集，各有侧重分工。
虽然公共美术馆成型既早，发展稳定，始终未受到大的破坏，但事业的大环境为之一变，却是在战后。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位于镰仓的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1951年）和位于东京京桥的国立近代美术馆（1952年）的开馆，特别是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各地迎来了美术馆建设的热潮。至80年代，已经没有公共美术馆的地方自治体。不用说县、市，很多经济繁荣地区，甚至达到“一镇一馆”的水平，仅东京地区，便有近百所。很多地方的美术馆，是当地最豪华、醒目的地标性建筑，不仅举办艺术展事，还兼具市民文化中心的功能。
与此同时，由企业兴建的美术馆、私立画廊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列岛出现。许多美术馆不仅建筑造型奇异，且策展内容极富专业性，不惜斥重金购入收藏艺术珍品，如西武美术馆、三得利美术馆、丰田美术馆、根津美术馆等，与国公立的美术馆相辅相成，弥补了后者的学术空白。
泡沫经济盛期时，法国印象派的顶级作品，如凡·高的《向日葵》等稀世奇珍，便长年悬挂在这些企业和私人画廊的墙上，供人观赏。有些展示甚至是免费的。当然，这种繁荣的艺术景观背后，有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在文化政策上的激励。这种机制不仅有利于艺术走向公众，使艺术品走出艺术家的画室和收藏家的私人画廊，成为公共艺术，也有利于艺术家自身的成长及其艺术品质的提升。
比如，2007年开馆的新国立美术馆，拥有14000平方米的国内最大的展示面积，但董事会制定的经营方针是不事收藏，全部资源用来展示，以扩大艺术的传播；而另一家由老一辈摄影家细江英公主持的小型摄影画廊，则专事收藏40岁以下的青年摄影家的原作。
正是基于如此对艺术和美的极致崇尚，日本各地的美术馆本身便是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从现代到后现代，集和洋于一体，设计奇幻，用材考究，施工精致，令人叹为观止。历代建筑大师，均把美术馆、博物馆的设计作为自己无上的传世作业，工不精品死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