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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知青的灾难

作者：锺波发表：2011-11-14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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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

兵团知青的灾难

兵团知青别有一番灾难。在兵团的知青，物质生活没有插队知青那么困顿，但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则更加恶劣，有更多的知青被殴打、被强奸，死于人为的灾难和大自然的灾难。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有如下内容：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三百六十五起。内蒙古兵团：二百四十七起。云南兵团：一百三十九起。广州兵团：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三十八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O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一九七O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二十一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伤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六十九人。

广州兵团：死亡二百一十人。

云南兵团：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团：一九六九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一百三十四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罚二十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二十分钟，扣半天工资。

……}[1]

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2]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于是，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3]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人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陕西郃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4]。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原始农业体力劳动。[5]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实他们还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下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儿子），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虫病。[6]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没有查到整个毛统区有多少倒行逆施、祸害人间的“五·七干校”，我只知道广东省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万多人。[7]

注：

[1]邓贤：《中国知青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

[2]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页。

[3]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793页。

[4]葛能全：《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5]《1997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6]胡兰芝：《与“虫”同行》，收录于《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梨、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46页。

[7]匡吉：《当代中国的广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下）第641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来源:《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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