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2月23日）分析说，由于公安局长王立军被“休假式治疗”，“西南大都市重庆目前正处于有关意识形态、阴谋、政治和犯罪的猜测中心。”
薄熙来
“然而，这个话题关系到‘重庆模式’的未来，该模式是市委书记薄熙来近年来建立的，它在中国的制度下本来就不该有，是替代的意识形态，制度下的制度，虽然总是尽力援引国家主席胡锦涛制定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同时却强调作出了自己的‘研究’。薄熙来力图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围绕他昔日警察局长的惊险剧，恰恰发生在秋季换届前的种种交易进入激烈阶段的时刻。通过对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周围的人加以逮捕并指控腐败，来进行一场权力斗争，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了。”
作者认为，互联网上有200多万条评语对此事件发表看法和传闻，“……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是，审查当局这一次不同寻常地很少删除。”
文章说，重庆卫视“让人一点都感受不到重庆周围正在咆哮的风暴”，“反复向观众灌输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是全中国都涉及的题目，中央政府在薄熙来就职前就确定重庆为试验区，尝试能为社会接受的城市化新办法。……
“但是薄熙来懂得比其他人投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投资进行革新，同时在宣传上与没有具体定义的‘红文化’相连，他自称对红文化有发明权。这种大量引用毛语录的文化，目的是要重建党的道德信誉。这一信誉由于党推行资本主义导致社会不平衡，也在以往的追随者中失去。……”
对重庆模式褒贬不一
重庆
作者认为，“可以设想，党内有些同事每天都为这种事所迫，他们会怎样想。薄熙来宣称的进步不是共产党在全中国的进步，而是党在重庆的进步。这是一个区别，会让许多人不安的。在所有实质问题之外，重庆模式尤其是与中国惯常的交流形式迥然相异。党和国家一般是在所有斗争已经内部解决，产生了团结统一的表象后，才会向外界透露一点。尽管日益谈论‘党内民主’，但没有比‘拉帮结派’更大的禁忌了。因此，对外宁愿遮掩和淡化冲突、差异或者自己的想法，将其小心掩藏，强调共同之处和共识。”
该报指出：“这个模式对外发现许多拥护者，多位政治局委员在访问该市时表示认可，老左派加以赞扬，据说薄熙来在这个城市受到欢迎。可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可能的接班人李克强没有表态。大学以及为政府咨询的知识分子分裂成不同的阵营。自由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批评说，通过巨大的国家投资资助的唯意志行动无论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不可持续，它不是依靠法制，而是在玩弄一个意识形态，唤起老百姓对文革时代的痛苦回忆。他们因此更喜欢强调所谓的‘广东模式’，称省委书记汪洋看重真正的以法治国家为导向的政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