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两本有关中国民主党派的书：一本是张军民的《中国民主党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本是丁抒先生的力作《阳谋》。
前者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后者有幸被天朝列为禁书，所以只能从网上找到。张军民的这本书以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主线，有点“满纸荒唐言”的味道。而丁抒先生的书呢，则无疑是沦为共产党手中玩物后的民主党派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
两本书览毕，心中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在“黑暗”的“旧中国”敢打敢冲，甚至发出“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诸如此类豪言壮语，并且向国民党要民主要自由的这些文人雅士，在“解放”后却都做了顺民。而在唯一一次党赐给的机会上—1957年，却迅速被一窝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做了二十多年的贱民。自邓公中兴以来，虽获平反，但却至今为止却只能做一个被中共随意使唤的政治花瓶，以至于大陆老百姓人人耻之。一方面呢，我哀其不幸，但更多的呢，则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思考……
通观两本书的内容，我似乎悟出了一点儿解释，那就是共产党的制度阉割了民主党派的政治能量，共产党从根子上是反民主的。
众所周知，共产党要消灭私有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直到几年前，鉴于这种口号的荒唐性，共产党才指示其橡皮图章人大修改宪法，声明保护私有财产）。
在国民党时期，这些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报纸电台。国民党并没有查封他们的财产，将其“共产”，更没有控制一切媒体。国民党更没有对他们搞“专政”，只是零星抓捕几个被共产党阴谋利用的民主分子，当然这并未构成对民主党派的实质威胁。所以当时的民主党派动不动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对时局的几点看法”，帮着共产党把国民党搞臭。丁抒先生的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内战时期，武汉大学某法学教授昂首阔步走进武汉警备司令部，同法官辩论，轻而易举的把自己被抓的学生安全领回了学校。（在1949年以后直至今天，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估计该教授不是以“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被格杀勿论，就是早就被和谐掉，息人息声了。）这些民主党派坐拥着被国民政府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有了底气：他们在使用着国民政府所允许的办报自由，拥有自己的舆论工具，有了嘴巴。有了底气，有了嘴巴，再加上国民政府的“先天不足”——宪法中党章中没有“专政”这类东西，所以民主党派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争民主争自由了。最终，他们享受着国民政府治下的民主权利，骂着国民党，并帮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所以，储安平就说过：“共产党的江山，有一半是民主党派打下的。”这话不假，共产党与其说是“会打仗”（关于其打仗的“辉煌”故事，在许多书中都有披露。比如，《雪白血红》），倒不如说是会搞阴谋，会行骗，会借鸡下蛋。当然，历史早已证明了共产党的这种流氓本性，一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似乎让我们领教了共产党的流氓嘴脸。
那么，共产党窃国后，民主党派怎么变得只会山呼万岁，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因为，共产党知道如何收拾这些民主党派。（当然，国民党也知道这些手段，但因为违背宪法，违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等，而不齿于采用）。首先，共产党要消灭私有制。所以便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将民族工商业者的产业全部转化为“国有”（实质上是党有）。共产党在“全民所有制”的旗号下，共了资产阶级的产，共了有钱人的产，控制了社会的全部财富命脉。连卢作孚、荣毅仁这些大名鼎鼎的民族资本家都被共了产，更何况其他小资本家、小私有者呢？下至农民的一块田地，上至一个享誉全国的工厂企业，无不被共产党在“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旗号下而牢牢控制了。这样，也就掐住了民主党派的喉咙。因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得从党的荷包里取，腰杆怎麽能硬起来呢，怎能不对党俯首贴耳呢！讲到这里，我们禁不住会感慨：国民党真“傻”，国民党是“妇人之仁”，国民党为何没有下此釜底抽薪的狠招呢！
其次，共产党垄断一切电台报纸，让其变成党的喉舌。刚“解放”时，还留有《光明日报》等几家非党报纸装点一下门面安抚一下民主党派，可是到了1957年以后，连这也取消了。以至于章伯钧感慨“现在的《光明日报》，简直比《人民日报》还《人民日报》”。党绝不会像国民党那样放任媒体，党要把笔杆子牢牢控制在手中，甚至于电影、漫画等等这些领域也不放过。民主党派没有了舌头，还拿什么去跟共产党讲理去。以至于在“反右”开始时，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出现了“右派向新中国进攻，工人阶级不答应”，黄继光的母亲在报纸上声称“要同右派分子拼了老命”等等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流氓宣传手段。
再者，由于党握有“专政”机关，所以党随时可以以“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颠覆国家”等这些莫须有的流氓罪名对一切敢于反抗的民主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温文尔雅，共产党说杀你就杀你，说劳改就劳改你绝不含糊，所以民主党派就只能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综上所述，民主党派经济基础已被党控制，所以只能做党的食客；舆论基础也被控制，没有了舌头；再加上党的几百万“专政”力量，民主党派头上悬着一把刀，焉能不怕？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民主党派出于好心提提意见而已，共产党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其打入地狱，使其束手就擒了。
回顾民主党派的风雨历程，我们发现：国民政府时期他们是爷爷，政府是孙子，怕他们。他们作为爷爷，骂着孙子“独裁”“白色恐怖”。以至于蒋介石甚至对章伯钧讲“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别的位置你随便挑“。毛泽东时代他们是贱民，是奴隶，却必须天天喊着万岁。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仅仅做了几天的花瓶而已，“反右”以后，连花瓶也做不成了，只能做奴隶。邓小平时代以来，他们恢复了花瓶资格，平时只需要吃吃喝喝、拍拍手、喊几声万岁就可以了。民主党派的冷暖人生，让人既恨又气，既同情又感慨……
四十二年后，江泽民宣布对法轮功“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看来是有前科的。当年他对付民主党派，用的就是这种手段。推广开来，共产党对“六四”学生，对西藏僧侣，对一切因不堪忍受共产党暴政而反抗的人民，无不是通过这三种流氓手段而加以镇压的。
而这一切，又都是同共产党那套专搞破坏的学说吻合的。共产党搞共产主义，搞“全民所有制”，垄断社会财富，从而使“普天之下，莫非党产”；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搞专政，谁不听话就专你的政；共产党高舆论控制，一切媒体都要为党服务，做党的喉舌。
所以，在历史的今天，我们不能指望共产党来搞什么政治改革，我们更不能对共产党的民主抱有太大幻想。因为共产党从根子上讲是垄断性质的、独裁性质的，共产党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政党！
（郭殇 民国一〇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