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及其书记周永康，恐怕有责任总结“政法委”的领导工作。（看中国配图）
薄熙来3月9日对记者说：“打黑绝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家）安全，再加上纪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由政法委协调的，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
薄熙来这番话指明了“政法委协调”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这是一条大线索，不可以轻轻放过。他也许在为王立军开脱，也许在为他自己辩护，那都是法律允许的。只要他说得完全对，就完全有效；部分对，则部分有效。我主张，对薄熙来提供的这条大线索，以及由此牵引出来的一系列具体内容，认真进行审查，郑重作出结论。
薄说到“政法委协调”。“协调”的内容是“打黑”。打黑是办案，办案是司法行为，包括侦查，取证，核实，逮捕，审讯，起诉，辩护，判决，直到最后定罪或不定罪，判刑或不判刑，都是司法行为。各种不同的司法行为，必须由职权不同的法定机关，分别承担各自的法律责任，怎麼“协调”得了？谁有本事“协调”？“协调”的权力是谁册封的？
这种册封有没有法律根据？重庆政法委（或中央政法委）协调过哪些案件的哪些具体内容？协调后产生了什麼后果？是起了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应该一一审查。比方说，如果把无罪“协调”成了有罪，或者反过来，把有罪“协调”成了无罪，如果把伪证“协调”成铁证，或者反过来，把铁证“协调”成伪证，如果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一，不管是重庆的政法委，还是中央的政法委，都是犯罪行为，都不应该捂盖子。
“政法”大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我对“政法”是外行。只因受命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曾经邀请中央“政法”各部门座谈过。当时我请教一个问题：公检法有时联合起来协同作战，有时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冤假错案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此话一出口，大家——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家）安全，哄堂大笑，异口同声说：当然是联合作战冤案多，互相制约出错少。
的确，叫它“联合作战”也罢，叫它“协调办案”也罢，大家穿一条裤子，上下其手，沆瀣一气，同心协力，还有什么领导意图不能贯彻，还有什么欲加之罪编不出来！
解放后的新中国，以盛产冤假错案闻名於世。胡耀邦领导平反的几百万起冤假错案，当初是怎么被党和国家制造出来的？其实毛泽东只用了两手：一手领导群众运动，一手协调专门机关。不管是延安整风，还是镇反、肃反、反右派，毛泽东身体力行，“领导挂帅，首长动手”，下达指标，限期完成，必要时找个“副帅”，当个帮手，无不心想事成，把你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毛死后，情况有变化，两届总书记对制造冤假错案毫无兴趣。不仅毫无兴趣，而且胡耀邦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努力平反过去几十年间的全部冤假错案；赵紫阳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认真依法办案，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出新的冤假错案。赵紫阳任总书记时，党中央还作出决定，撤销了政法委，改设以调查研究为职能的政法小组，主管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六四天安门镇压以后，由邓小平任命江泽民为“第三代核心”之后，情况也许逆转了？
“协调办案”的政法委也许又应运而生捲土重来了？我是阶下囚，不得而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恶果不可能限於重庆一地，流毒肯定遍於全国。说不定，数不尽的刘晓波冤案，陈光诚冤案，高智晟冤案，郑恩宠冤案，吴英冤案……，都是“政法委协调”这种制度的产物。
现在中央要求反思。重庆作为高效打黑的开创者和实验区，正在反思。中央政法委及其书记周永康，恐怕有责任总结“政法委”的领导工作，反思“协调办案”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合法作用或非法作用。我赞成以法律为指南，顺应公民的要求，仔仔细细彻底查。查外国人的被害案，也查中国同胞自己的被害案，查个案，也查群体事件中的冤假错案，查含冤的知名案件，也要查不知其数的默默无闻的无名冤案。明知是冤假错案，明知是长时期大批量制造冤假错案的罪恶制度，居然得过且过，将错就错，恐怕不仅是庸人，简直是罪人。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