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万馀名志愿军战俘至台湾(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附近，震耳的枪炮声打破四周的寂静，也打破了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和平。金日成以中共党军第四野战军的四个师为先行主力悍然侵入韩国后，联合国军和中共成百万的后续部队随即卷入，使这场战争由地区冲突升级为共产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垒。在这一场战争中，据美国方面统计，在麦克阿瑟及李奇微的绞肉机的运作下，中共军伤亡达九十多万人，而美军仅伤亡五万多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换来的结果却只有北朝鲜金家王朝对其人民的50多年残酷奴役以及对整个世界的核讹诈。
事实证明，朝鲜战争的结果并不像中共当局宣传的那样完美和辉煌，中国更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作者穆正新的“志愿军战俘真相系列”正是从战俘这个角度揭示朝鲜战争的真相。
第一章“解释”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我要去台湾。”
“你全家人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回台湾。”
“父母养你容易吗？你应该回去向老人尽孝。”
……
“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家。”
“回台湾。”
“你去台湾，你父母和全家人怎么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养大的？”
……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1953年10月，朝鲜半岛中立区。在印度军队管辖的“解释”营地内，由志愿军派出的“解释代表”，正在向拒绝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进行“个别解释”。这里有几十个“解释帐篷”。每个帐篷里有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他们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以下称“中遣会”）主持“解释”。联合国军方派一名观察员。志愿军方面则有五、六个人在场。对一名战俘进行“解释”。
“解释代表”们用超长时间对战俘重复相同意思的话语。是当时“解释帐篷”中多次出现的一景。据现场各方人员回忆，重复“父母等你回家”这个句型的最高记录是三小时。那天有三个志愿军解释代表在场。他们对着一个战俘，或“独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复复就是这几句话。数小时的煎熬，使接受“解释”的战俘渗出了鼻血。单调顽固的语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国代表”们也疲劳不堪。捷克与波兰代表打起了瞌睡。后来，在场的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美军上尉劳伦斯．菲尼根终无法忍受跳起来用汉语破口大骂：混蛋！这样不行！虽然菲尼根的行为违规，但主持“解释”的印度主席听完菲尼根的申辩后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他下令中止了“解释”。这位战俘的磨难方告结束。
“解释代表”们是从志愿军中选调的营以上政工干部。其中有63军政委李呈瑞、139师政委贺明等。贺明于1990年出版了《一笔血淋淋的的权债─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一书。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共方面关于志愿军战俘解释过程最详尽的一部著作。它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情况。但也和其他一些归国志愿军战俘一样，书中充满了任意编造的“美蒋法西斯罪行”，却隐瞒了他们一伙在周恩来李克农指挥下的所干的种种不光彩的勾当。真正欠下志愿军战俘血债的，正是他们。
作为志愿军里的政工干部，这些解释代表们早已熟知志愿军官兵们怀乡思亲的情感。他们过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压制和批判这种情感，以防止官兵们因思念家人而影响士气。他们曾反复教育官兵们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抛弃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等。然而今天他们的态度都转了一个180度的弯，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些“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他们只恐“个人主义的家庭包袱”不够沉重，“反动的封建孝道”不够威严。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战俘们想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对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点压垮战俘们抗拒遣返的意志。
而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心里很清楚，此时松口答应回国无异于重返虎口。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连累（已归国的数千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证明他们的判断正确）。但谁都会想家，谁都牵挂爹娘。眼前这一声接一声的“父母盼着你回家”像针一样刺痛他们的心，令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这“解释”。但主持解释的印方主席通常需要征询解释代表的意见。只要解释代表说他还没有“解释”完，战俘就不能离开。
眼前这些“忽然爱爹娘”的解释代表们，明明就是先前那些反复要求志愿军官兵必须“放下家庭包袱”的首长们。战俘们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他们实在不能适应“我军首长”这种闪电般的观念大换位，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他们先前那些严肃教育大家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惫的战俘带着几分恳求的态度对解释代表说：“我已经放下家庭包袱，彻底抛弃反动封建仁义孝道观念了。这样行了吧？”。这番话让解释代表心头产生出什么滋味，我想他们说不出口。毕竟亲眼见到自己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破坏解释”
解释一开始，志愿军各组解释人员简直就是在比赛谁更能拖。
各国记者们每天统计单个战俘的平均解释时间。结果是，最短的为七十五分钟，最长的竟达到一百五十三分钟。那份“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本来已通过高音喇叭向全体战俘营区广播过多次。每天被带出营区到解释区接受解释的战俘们集中在等候区等候传唤。而等候区旁边也安着志愿军方面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战俘广播。按理说，“个别解释”开始后完全可以不必再读这份文件。但解释代表却坚持要再宣读。读就读吧。那文件总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读两分钟即可读完。但这些嘴头功夫高强的志愿军政治干部们竟能颠来倒去把它读到二十分钟以上。在解释过程中，几乎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解释代表N遍地重复。11月4日，有位战俘在解释代表的追问下已经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湾”。但解释代表仍然在问“你到底要去哪里？”。在场的各国人士谁也无法理解这位共军政委到底犯了什么病。战俘们若开口反驳，解释代表就说“不许你讲话”。战俘捂耳朵唱歌等不听解释，解释代表就扬言“你不听，我就要讲一天，讲一个月”。当战俘疲惫消沉下来，减少叫骂对抗的时候，解释代表就认为“有希望”了。这一来更要拉长时间“再接再励”。此时帐篷外机动替补的解释代表还会被追加进来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释代表们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成功。两三个政委/教导员花几个小时去做一个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耐心案例。只是在场的外军人士感觉不太一样。一位联合国军观察员形容现场情形“有如几头秃鹰热切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猎物”。
中立国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11月4日，中遣会的主席蒂玛雅将军实在看不下眼，谴责道：“简直越来越不像话，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个帐篷里的疲劳解释。但志愿军解释代表毫无愧疚之意。他们振振有词地辩称：“解释规则并没有规定时限”。“没有规定时限”就等于可以无节制地纠缠折磨战俘，这就他们的逻辑。至于这逻辑是否损害道义形象，他们不在乎。有位战俘坐在那里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湾”。临到午饭时间时，解释代表仍不情愿放战俘走，竟说他的“解释”还没完，要印方把战俘看押起来，下午还要继续“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