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Benson Tsang
“还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这些人，当年他们的斗争，后来所遭受的迫害，他们这些基本情况都还没有披露给世界，世人所了解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李旺阳，邵阳人，参与八九民运，（判刑）13年，2000年获释；2001年接受境外电台采访和‘中国人权’8,000元人民币生活资助，遭判10年，现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
以上数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国异见人士黄河清编录的“六四底层列传”名单，有关“六四铁汉”李旺阳的简介。其实，要不是李旺阳生前（5月22日）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的访问，以百病纒身、严重伤残之躯，在镜头前掷地有声地说无悔参与八九民运，“就是砍头我也不回头”，并在受访短短两周后（6月6日）在下榻的医院离奇身亡，相信海内外知道“李旺阳”这个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在香港社会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涌迫使一些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承诺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彻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众知名度比李旺阳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难者，多年来又得到海内外的多少关注？
“暴徒”的下场
根据黄河清的“六四底层列传”（收录于蔡淑芳所著的《广场活碑》），“六四”后全国15个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当中北京巿便占了1,209人。全国共有26人被判处死刑，当中只有一人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当年全被枪毙。
而由张良所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列出全国因为牵涉民运而被捕（包括向当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达5,104人。官方资料方面，北京巿委办公厅在1989年8月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
在八九民运时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的北京异见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进行有关“六四”后被当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调查。他接受《阳光时务》访问时称，当年北京巿政府管辖的五个监狱或监禁处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为牵涉八九民运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缓不等的重犯，全被关在位于北京巿朝阳区南豆各庄乡的北京巿第二监狱，至今还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们当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农民，被判监禁的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因为曾参与民运的学生，相对普通巿民都较有组织，有讯息渠道，因此政府对他们往往都有点网开一面。”
“他们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踪火、抢劫、参与暴乱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实都没有与戒严部队正面（暴力）冲突，例如有巿民因为仅仅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或是检起子弹头，就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
现年58岁的李海，因为在九十年代长期从事追踪“六四沉默受害者”情况的调查和统计工作，1995年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当年，公安把他的调查资料全数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凭记忆讲述当年报告的内容。当中不少史料，难免因此散佚。
李海称，根据他当年的统计，北京当年共有八人因为被指纵火焚烧军车被判死刑，当中只有环卫工人王连禧，最后因为经医学鉴定为智障人士而没被处死。他在二审时改判无期徒刑，2007年出狱。王出狱时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过活，生活非常艰难。
“政府对这类人的打击都很重。他们当中很多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学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关押了很多年。他们出狱后，遭受贫困的生存压力，很难找到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终生没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的李海称，他在2004年获释以来，也从未得到过政府的低保，一直以来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济维持生活，还要长年受到当局的重点监控。
“自出狱以来，警察对我的骚扰都非常厉害，不少时间我都被软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当局对我的打压更变本加厉，有几次我被政府人员绑上双眼带走，关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宾馆，一关短的就是一个星期，长的就是四十多天。这样我的生活就很难正常，工作也很难搞。”
不为人知的迫害
同样曾经参与八九民运的江苏异见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发表《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他接受《阳光时务》访问时说：“当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积极参与民运的人。四川、湖南、山东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缓、无期徒刑、十五年（监禁）以上的都有。当然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还有几个人还关在监狱里之外，其余各地的都放出来了。”
为了撰写这篇报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联络了全国各地关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较完整的名单，并参考了“天安门母亲”组织以及一些海外中国人权组织的资料。“拿到倒是还算顺利，但是过程中也被当局严密地监控，后来（政府人员）就到我家里来抄了两次，把电脑、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杀那一天，起来反抗屠杀的工人和市民。这群被当局称为‘六四暴徒’的群体，得到境外有关机构的关注很少。他们关进去的时候都二十来岁，有的关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来就是关了二十三年，四十多岁也没有成家，也没有谋生的本事，也没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他们的处境应该是比较差的。”1989年时年仅22岁的小贩李玉君，当年因为点燃了一辆普通民用运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车，阻止解放军入城，结果被当局以纵火罪判囚23年。
对于李旺阳的“被自杀”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寻找。他虽然从未与李旺阳有过交往联系，但认为李当年积极投身八九民运，出狱后仍然继续为民主奋斗，因此又换了第二次监禁，形容“在中国愿意为民主献出自己绝大部分东西的人，为数已不多”。他慨叹说：“还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这些人，当年他们的斗争，后来所遭受的迫害，他们这些基本情况都还没有披露给世界，世人所了解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内地，官方传媒至今对李旺阳之死三缄其口，即使在微博、讨论区等网上平台，网民讨论李旺阳事件的气氛也并不热烈。一名在上海某电视台供职的媒体人说：“相比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当年学运领袖，李旺阳的名气不大。此外，邵阳巿位处偏远，历年来外界关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发了万人游行，我身边朋友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对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应，感到有点不解：“坦白说，内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去年底广东陆丰乌坎村民薛锦波之死，又没有像这次引来这么大的反应呢？”
这名经常“翻墙”浏览海外敏感资讯的媒体人形容，李旺阳事件目前仅在内地公共知识分子等“小圈子”群体获得关注。“李旺阳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众最直接的利益离得太远。与上次乌坎事件的薛锦波之死比较，征地、拆迁这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很多民众利益都受到侵害，所以因此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较受人关注，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但是李旺阳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关心的。”但他补充，一些人还会默默关注李旺阳事件，但就不愿意公开谈论，更遑论以实际行动声援了。
在海外有较高知名度，曾经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异见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网上公开呼吁海内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当时刚刚出狱的李旺阳捐款，以解决他生计问题的燃眉之急。可惜，当时只在美国之音等少数长期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海外媒体，以较大篇幅报道这个呼吁。至于香港主流传媒，直到李旺阳不幸离奇去世前，对他却甚少关注。《阳光时务》记者近日曾多番联系秦永敏，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普通人如果真要帮忙的话，那还是很容易的。即便他们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了解到他们的基本情况，应该并不难。可惜的是，真正着手去帮的人比较少。”江棋生慨叹，境外传媒以至有关团体，以往一直很少关注“李旺阳们”这类知名度较低的长年受迫害异见人士，他们长年因此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想对他们来说，经济上最好希望能够雪中送炭吧。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稳定，也不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们名气不大，也应该如实地肯定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
身兼职工会联盟秘书长的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阳生前曾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其家人长年也生活结据。为了援助李旺阳的家属，职工盟已为李家设立捐款专户，目标是为他们筹集50万港元，以应付李旺阳的后事和家属日后生活所需，超出之数则将会拨作设立永久“六四纪念馆”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