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在文革初期开批判大会，标语中的中国赫鲁晓夫指刘少奇，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批斗（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2004年85岁的司马璐老人出版中国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这部长达近600页的著作是司马老人毕其一生心血，奉献给世人的一步独特历史巨献，善和恶是人性的两面，虽不如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成比例，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
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像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的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起了这个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司马璐书中披露，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原引斯达林共产党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问题在于谁是党？谁是我们？这本身是一个悬乎的表述，口称我们，始于苏共头目的史达林，当时在苏共高层居劣势，在党内居少数地位的史达林精于权术，扛起我们一词，口称代表党，先后击倒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迦米涅夫、布哈林等党内对手，实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现代集权。史达林的发明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厚黑集团那里，成了活学活用的法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惯用“我们”的中共头目，操持这一话语工具愚弄党内外。
司马璐记载，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要王明表态，王明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却讥讽的说，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王又无可奈何的说道，我愿意做一头驴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却不依不饶，他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又可联想到苏联大清洗的那段历史，史达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政敌送进监狱，并企图从肉体上予以彻底消灭，一些政敌不承认自己的罪名，史达林及其帮凶们便欺骗他们说，他们需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制造敌人，也是党的需要。
让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时代，还有敌人，尤其有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敌人，人人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果实。那些甘愿充当党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的相信了党的要求，纷纷违心的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扮演敌人，一些人在认罪的时候甚至还出于热血沸腾的状态，连党的创始人之一元老季诺维也夫也违心的认了罪，不同的是被处决时，诺维也夫向党提出了几点卑微的要求，对此史达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冷冷的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季诺维也夫他居然敢对党提条件。
文革开始，刘少奇遭遇毛泽东亲自炮轰和打倒，满腹委屈的刘找到毛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自己都忘记了，他只是党的工具，无权对党提条件，当需要树一个中共的赫鲁晓夫，需要他这个反面典型，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已经是痴心妄想。历史对刘少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最后惨死在河南开封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时，不知他是否想明白了，正是他自己亲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论、工具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对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过都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罢了。
应验了中国那些绝妙的成语，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请君入瓮等等，而且把毛泽东捧上神坛，刘少奇正是始作俑者，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刘带头给毛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甚至把毛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其实类似的帮凶和下场又岂止刘少奇，凡举彭德怀、贺龙、陶铸、林彪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毛发动文革之初，刘公开表示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并非不知道毛的意图，就是冲着他而来，论面厚心黑，刘少奇也算高手，曾策应毛之诡计，恶斗王明、周恩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
毛刘联手，配合默契，无往不利，但厚黑深处终不及毛，轮到毛刘摊牌时，仍为毛所算，重炮落网，竟被毛置于死地，毛泽东先给刘少奇定下罪名，叛徒、内奸、公贼，然后才让江青等人去筹集证据，使之符合罪名，江青等人筹集到抗战期间刘少奇主持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二十多名中共高干，包括薄一波、杨秉承等，因在国统区从事特务工作，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刘少奇指示这些被捕中共高干，让他们出卖一些在他们周围追随中共的进步青年，和反对国民政府的左翼知识份子，以换取释放。
薄一波等人照办，而被他们出卖的进步青年和知识份子则尽遭枪毙，其中有的也是中共特务，只是级别较低，成了换取薄一波等人获得自由的祭品。翻出这段历史旧案，刘少奇被贴上叛徒、内奸、公贼的标签，遭批倒批臭，薄一波等人则被打成61人叛徒集团，投入大牢。对比刘少奇，司马璐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司马先生没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么他可能在延安整风中，落得个王实味一般的下场，或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难逃一劫，又如何逃得过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难逃。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陷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无法做一个正常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学习，骂大街似的报刊社论，批斗会，自相残杀，末日般的疯狂。中国著名作家沉重文在他的作品萧萧前言中，有此一段，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在众多文人墨客中，沉重文的作品得以流传就在于他对于人性的执着，共产党无视人性，以党性代替人性，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即时醒悟，断然抽身，回复生活，回返自然，回归人性，扬弃妖魔，供奉人性。
司马先生的一生何其大幸，司马先生写历史，也处处写人性，他写中共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有蜿蜒的历史，也有动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动，更珍贵，更有价值，他甚至写到情欲与政治斗争，披露中共领袖人物因争夺女人，而演变的权力斗争。他写了许多人物，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传神，除了刘少奇，还有诸如周恩来是个道家，也是演员，戚秋白是一个书生，书生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反观中共史书或教科书，没有人性只有党性，而且竭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厚黑能事，左派被说成是右派，爱国被指为叛国，人祸被混淆成天灾，奴役被颠倒为解放，跪下去了被说成是站起来了，破坏中国文化被解释成代表中国文化，制造两岸分裂，被打扮成维护两岸统一，末世被粉饰为盛世，屠夫被涂抹成伟人，中共以谎言书写历史，以致于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帐。
文革后，中共竟需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对照之下，类似司马先生这样的回忆录就弥补珍贵，面对那段被人任意编写和窜改的历史，司马先生的回忆录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和纠正，他以其亲身经历记录和见证了那一段凶险离奇的历史，既有参与者的投入，也又旁观者的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