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宁古塔当“赤脚医生”
一九七０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泽东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东兴觉得这影响不好。汪东兴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泽东“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泽东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东兴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东兴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泽东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东兴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挨批评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这段期间，我住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我组建医疗队到宁古塔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放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东兴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０五医院，这是专为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侯医生，一位妇产科杜医生，从三０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牛医生，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张政委，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组织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蓋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打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医疗队的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
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农村的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炕，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农村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汉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来脏乱。宁安县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疗观念在宁安县的农民这里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猪，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粪便而染上条虫。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县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县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中的桃花源。
北京紧急把我召回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０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在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他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